摘要

“倭寇”作为波及中、日、韩三国乃至整个东亚海域的区域性历史事件，既是倭寇对中国、朝鲜的掠夺行径，也构成东亚古代海洋史、战争史、经贸史的重要环节，进入20世纪后，更是成为东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进一步延伸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倭寇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尤其是在日本文学中，存在着不少以倭寇为题材或主题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大都散布于日本“海洋冒险小说”“历史小说”“时代小说”等小说的分类里，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门类，这或许也是长期以来没有其他研究者去对其进行研究考察的重要原因之一。本书将日本文学中以倭寇为题材的文学加以类别化，将其统称为“倭寇文学”，使其作为文学中一种独特的题材类型，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而中国文学自明清以降直至当代，也有不少涉及倭寇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可与日本的“倭寇文学”形成对照。

关于中国倭寇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较早写出了专门文章，中国学者王勇等也有专门论文，近年来也有一些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以中国倭寇题材文学作品为对象展开研究，但全面总体上的研究还很缺乏。至于中国学界、日本学界对于日本“倭寇文学”的研究，则基本处在空白状态。本书是对日本“倭寇文学”的专门研究，旨在填补这方面的空缺。

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倭寇”的出现，最早可见于元代的诗文，以表达对倭寇的痛恨和抗击倭寇的决心为主。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伴随着倭寇在中国沿海一带的猖獗，出现了大量抨击倭寇恶行的诗文。而中国文学文艺对倭寇的描写与演绎最多的，还是在明清小说戏曲以及当代的一些影视作品中。

而日本的“倭寇文学”是在20世纪后半期才陆续出现并形成规模的，属于古代题材的当代文学，亦即日本当代的历史小说、时代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日本史学研究者会田雄次所说，在80年代日本经济迅猛发展、民族自信与自豪感空前膨胀，“大国意识”逐渐显露的大背景下，历史小说因其借古喻今的特性，成为日本民族自我确认、日本民众心理建设中极重要的一个文学品类。其中许多作品成为畅销书，影响甚大。而倭寇事件作为日本历史上对外扩张的渊薮，也自然成为了日本当代小说家在诸多历史素材中选定的所谓有助于民众心理建设和自我确认的一环，也由此成为日本历史小说的重要选题之一。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国家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对海洋所起作用的重视，也直接启发了日本作家，产生了一类以海洋为舞台，以海商、海贼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以此表现日本在东亚经济史和交通史上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而倭寇题材也被纳入其中。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日本“倭寇文学”，加之日本学界特别是“东洋史学”学界偏颇的历史观与倭寇观的影响，日本“倭寇文学”往往显露出了从各个层面与角度出发对“倭寇”进行正当化、合理化乃至美化的整体倾向。

鉴于此，本书把“倭寇文学”作为日本当代文学的独特题材类型加以把握与研究，考察其中所体现的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历史观念与审美取向，并在与中国相同题材作品的比较中，揭示中日之间巨大的文化视差。为此，本书从日本“倭寇文学”形成的史学背景、“倭寇文学”的神道教基础、“倭寇文学”的文史乖离的倾向、“倭寇文学”的商贸视角、“倭寇文学”与日本的“民族美学”“倭寇文学”与倭寇的核心人物以及“倭寇文学”的中日比照这七个层面，对“倭寇文学”进行观照与研究。

本书认为，日本“倭寇文学”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倭寇史研究的影响，故此将日本的倭寇史研究，尤其是将极具典型性的“东洋史学”代表人物宫崎市定关于倭寇的论说作为日本“倭寇文学”形成的史学背景加以观照。宫崎市定从日本国家主义立场出发，试图从根本上为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倭寇”张目和“正名”，从而对倭寇之“寇”的属性进行了一系列“去寇化”的界定与论述。他歪曲明朝与日本之间朝贡贸易的本质，以“和平贸易”来定义倭寇的武装走私甚至劫掠行为，并将倭寇在明朝国土上的杀掠以及与明政府的对抗，说成是为了明朝贸易伙伴的“侠义之举”，又援引亲日明人郑舜功《日本一鉴》中对日本与倭寇的相关记述，论证了倭寇“良善”本性。宫崎市定的“去寇化”的倭寇观对日本当代“倭寇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作家的创作整体上呈现出了有违史料记载和历史逻辑的反历史倾向，并进一步影响了日本普通民众的倭寇观乃至历史观。

在诸多背离历史事实以美化倭寇的日本倭寇文学中，最能体现其反历史倾向的，当属日本当代小说家津本阳的长篇小说《雄飞的倭寇》。小说从嘉靖前期倭寇在江浙一带的活动展开，以明朝军队作对比，以明朝百姓和女子作衬托，将倭寇写成了智勇双全、有情有义的英雄，将倭寇的寇掠行为当作日本雄飞海外的壮举，并以此对倭寇及倭寇行为加以正当化甚至英雄化。小说家基于日本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立场，违背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的倭寇美化，也是近四十年来日本文坛和学界相当一部分作家、学者的右翼历史观的表现之一。

日本历史小说家对倭寇的正当化乃至美化，除了从宫崎市定等日本史学家的倭寇研究中寻找史学背景的支持之外，更从日本的神道教传统中，找到了将倭寇行为予以正当化的宗教支撑。在日本倭寇文学中，当代小说家早乙女贡的《八幡船传奇》不仅没有像其他的日本倭寇文学那样遮掩倭寇在中国沿海的烧杀寇掠之举，甚至对于以小说主人公为首的一众倭寇在中国的寇掠行径颇为自得，究其根由，便是日本的“八幡大菩萨”信仰及神国意识。《八幡船传奇》从日本的“八幡大菩萨”信仰出发，把倭寇的入寇行径写成了受“八幡大菩萨”护佑乃至“八幡大菩萨”自身的行为，基于神道教的海神信仰立场，将倭寇行径看作受神明庇佑的开疆辟土，从根本上将倭寇行为正当化乃至荣耀化，成为对倭寇进行正当化描写的宗教基础。

倭寇，尤其是16世纪活动于中国沿海的后期倭寇，在进行烧杀寇掠的同时，也伴随着武装走私贸易活动，因此，倭寇文学中也相应出现了从经济贸易的视角对倭寇及倭寇行为进行描写的一类作品，其中，日本著名历史小说家陈舜臣的《战国海商传》堪称是从“重商主义”的角度描写倭寇的典型。《战国海商传》将“倭寇”视作“海商”，从现代重商主义的价值立场出发，对倭患、海禁政策、亦寇亦商的武装走私贸易以及东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做出了描写、分析与判断，并呼吁官府保护之下的和平海上贸易机制，可以说是颇具世界视野的重商主义倭寇文学的范本，是日本倭寇文学中非常独特的一例。

在从历史的、宗教的、经贸的角度描写倭寇之外，也有日本小说家有意无意地忽略一般的社会伦理道德，消弭关于倭寇的种种正误价值判断，而只从审美的角度去展现倭寇的行为。如日本当代小说家南条范夫的长篇小说《海贼商人》等便对倭寇在东亚海域的武装贸易以及海上寇掠活动进行了纯审美化处理，将倭寇行动写成波澜壮阔的海上冒险，以此来迎合生活在当代秩序社会之中的读者内心对自由而又冒险的海上生活的渴望，以此引发日本读者的审美认同，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日本民众从道德与理性的层面对倭寇寇掠本质的认知，以至达到对美化倭寇的全民族范围内的认同。而这种通过审美认同而达成民族认同，事实上正是日本当代思想家柄谷行人所倡导的“民族美学”。

此外，对倭寇史上核心人物的演绎也是日本倭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能与中国倭寇题材的文学作品形成强烈对比的，当属对王直、徐海的描写。在倭寇史上，倭寇头目王直、徐海可以说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因其在倭寇集团乃至整个倭寇史上的重要地位，因其所主导的走私与寇掠活动对中日两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所造成的重大影响乃至发挥的巨大作用，也因其颇为传奇的一生，在关于倭寇的史料记载以及中日两国倭寇题材文学文艺作品中，都多有对王直、徐海的记事以及形象描画。在与中日两国的历史记载、文学创作乃至民间议论的对比之间，在褒贬毁誉、真实与想象之间，去分析中日文学对王直、徐海形象的描写，更能反映中日两国不同的国家立场与民族情感在文学中的复杂表现，也可以挖掘出王直、徐海等倭寇在中日两国的评价中差异如此巨大的深层原因。

通过以上这些角度的研究和中日文学中对倭寇描写的比较可知，日本历史小说家通过倭寇文学对倭寇行为的种种注解以及赋予倭寇的种种精神，究其根本，无一不是对倭寇的美化乃至对日本历史的美化。其中所呈现出的倭寇观、历史观以及民族文化心理，不仅仅是日本作家的观念与心理的文学化反映，同时，因倭寇文学的大众文学属性，其中所反映的历史观念与文化心理，很大程度上也是日本作家对普通民众心理的揣摸与迎合。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刺激、引导，甚至塑造着日本民众的倭寇观、历史观，成为他们心理构造中的一环，影响着他们对历史乃至对当下的判断与作为。而中国涉及倭寇题材的文学文艺作品对于倭寇的表现，则主要还是以侵略反侵略与批判褒扬的基本创作模式为主。无论是明清小说戏曲，还是当代倭寇题材的文艺作品，其主旋律都是基于侵略与反侵略视角，着力表现倭寇在中国沿海的烧杀抢掠行径及其对中国沿海人民造成的惨重伤害，同时，戚继光等抗倭将领率领军民抗倭的事迹，也是中国倭寇题材文学文艺津津乐道的题材。当然，由于中国古典小说所具备的讽喻功能，描写倭寇的明清小说中，也不乏通过对倭患及抗倭斗争中明代官兵施为的描写以批判明代政治与社会的作品。由此可见，中日两国面对倭寇时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造成了两国倭寇题材文学中对倭寇全然不同的观照与描写，由此形成了“中日视差”。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研究日本的倭寇文学，在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想象之间，在史料的记载与历史的注解之间，在中日两国对倭寇的文学化表现之间，去分析其中存在的差异乃至错位，或可有助于我们更加具象、深刻地认识日本民族的历史观念与文化心理。日本倭寇文学的研究也在这个意义上可超脱一般文学研究的价值，为中日两国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提供一些参照。

与此同时，因为倭寇事件本身的东亚区域性质，倭寇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就天然地带上了区域的性质，可以说是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东亚地区共同历史记忆与共同文学题材的反映，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中日两国在历史与文学上的深刻联系。因而在对倭寇文学的研究中，除了站在侵略反侵略的民族国家立场之外，还需要从更高的视点出发，打破国别研究的局限，将其放置在东亚区域研究的领域加以考察，并在中日倭寇题材文学作品的比较中，去审视东亚区域连带意识与日本民族主义这两种倾向在日本倭寇史研究与倭寇文学书写中的矛盾与统一。

由于倭寇事件本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商贸、政治、国际关系、海上交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因而倭寇文学也随之具备了跨学科、跨文化的属性，在研究倭寇文学的过程中，就须立足文学文本，而后超越文学本身，分析中日两国倭寇文学对当时的历史、商贸、国际政治、区域交通等的反映，并注重史料与理论分析的结合，注重静态史料与史料的动态运用的结合。在实际研究中，须把史料的整理分析与倭寇文学的文本评论鉴赏相结合，把史料中对倭寇活动的详实记载与文学作品中关于倭寇的描写一一对应考察，做到文史结合，文史互证，以剖析中日两国文学文本对倭寇史料的忠实与背离，以及造成这种背离的深层原因。加之倭寇事件的区域属性，也会相应引入区域研究的方法。另外，由于所研究的日本倭寇文学文本迄今为止都没有中文译本，因而在日本倭寇文学的研究中，需要使用与“翻译文学研究”相区别的、直接面对原文的、严格意义上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以有效避免受翻译文本中“创造性叛逆”对文本解读可能产生的影响，保证文本的原典性、直接性，使研究能够在最大限度贴近原文的基础上进行。

关键词：倭寇；倭寇文学；中日比较文学；中日历史；文史互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