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自夏商至近代，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风雨数千年。其间，足以入心动意、枨触情怀、传咏千古的佳作可谓鳞次栉比、恒河沙数。创作这些佳构以及无数传世却声名未显之作的文人骚客，共同吟咏出中国古代诗歌长河的声息脉动，共同熔铸了中国古代诗歌峻岭的血脉精魂。若以《诗经》之出现为文学创作自零散而规模化的标志，则中国古代诗歌以引人瞩目的形象现身于世，也已有近三千年之久。若以隋唐之际为词之滥觞期，则词之问世距今亦有一千四百馀年的时间。
云南一地，其情况却与国内主流诗坛差异明显。滇云僻处天南远陬，有一定规模的汉文学经典诗歌样式的创作时间甚短，不过千馀年而已。换言之，云南一地较主流文化区域的经典诗歌样式创作晚出近两千年！如此概括，是据可考文献的记载，在唐代之前并无可以确认的云南作者创作的汉文学作品出现。虽然，在唐代前已有《行人歌》《白狼王歌》《僰道谣》的问世，并被视为云南“声诗之始”[1]“为西南夷人作诗歌见于记录之最早者”[2]，被赋予首开先声的地位，实则上述原本就极为寥寥的作品，其归属和性质还极其模糊，难以确认其身份为云南之作，又或是属于滇外文学之创作[3]。
唐代则可视为云南一地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诗歌创作之始。此期见诸文献记载的诗歌已有数首，如题为骠信[4]所作之《星回节》（又作《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赋》）、题为赵叔达所作之《奉和骠信星回节》（又作《星回节避风台骠信命赋》）[5]、杨奇鲲所作之《岩嵌绿玉》《途中诗》（又作《游东洱河》）[6]、段义宗之《题大慈寺芍药》等[7]、题为释道南所作之《玉案山》二首等，共约十首诗歌。显然，此期滇云的汉语诗歌创作远不能以有规模相称。相对于彼时主流诗坛风流云集、蔚然生秀的局面，云南一地的汉语诗歌创作为数无几，且部分诗歌尚未完全入格入体。如骠信之《星回节》尚有汉语与民族语言杂糅之处，可见当时作诗风气初开，多民族文化共生伴随、汉语创作尚不纯粹。而赵叔达奉和之作则既有“波罗毗勇猜”等民族语言，又有“河润冰难合，地暖梅先开”等颇为到位的汉语表达，两种表达杂糅于一诗，读来不免龃龉之感。倒是杨奇鲲、段义宗等的汉诗创作，情韵兼到，如杨奇鲲《岩嵌绿玉》云：“天孙昔谪下天绿，雾鬓风鬟依草木。一朝骑凤上丹霄，翠翘花钿留空谷。”此作咏写大理石，诗中之“绿玉”是尔。诗作着想奇妙浪漫，将大理石比喻为天仙所遗下的翠翘花钿，颇觉可读。其《途中诗》中有“风里浪花吹更白，雨中山色洗还清”等句，堪当赵藩“已觉唐音宛可听”（赵藩《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的赞誉。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赵和。天成二年（927）九月，“云南使赵和于大渡河起舍一间，留信物十五笼，并杂笺诗一卷，递至阙下”（《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按，此“杂笺诗”究竟为何性质，因记载有限，其实尚不明确。然既为赵和欲“递至阙下”之作，故不当为滇外诗人诗作。其可能性有二，一为赵和自己所作之诗卷，二为南诏时期至公元927年，云南或大理一带的诗歌集萃。不管是赵和之作，抑或是滇诗的合集，皆为已见的滇诗成卷的最早记载，亦可见至中原王朝的五代时期，滇云诗歌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总的来看，滇中汉语诗歌创作纵比自身之历程，自然有所进步，不过如横向对比彼时的主流诗坛，则数量少至可怜，实在难称规模化[8]。
至宋代，滇云一地汉诗创作见诸记载者却不增反减，残句“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作者当为大理国人李观音得。其事亦见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大略为：宋孝宗乾道癸巳年间，李观音得等至衡山议市马购书，于货物清单末附诗一首。可惜的是，《桂海虞衡志》仅录诗二句，未见全璧。不过，自残句观，此诗平仄音律已颇到位，诗笔醇熟。行役商人尚能如此，可见大理国时期，滇云的诗歌创作并未弦断响绝，而应该是在南诏时的基础上续有发展与创作的。然而正如滇人袁嘉谷所慨：“滇在唐时，诗已成卷。时蝉联为寂寂，因玉斧一挥，蜀道遂阻，滇人欲购书通聘，均道邕州，李观音得‘远隔江山万里多’遂为仅见。”（袁嘉谷《卧雪诗话》卷二），宋时滇诗毕竟寂寥了。
唐宋时期，云南的汉语诗歌创作从风格到体式上向中原靠拢并逐渐接轨，产生了一些宛然主流之音的作品，虽数量有限，但毕竟已见发展。然而，就词体而言，云南在唐宋阶段却是一片让人遗憾的空白。
自隋之滥觞、唐五代之发展直至两宋之由盛而盛极难继，词这一新兴文体以较为迅猛的态势在不长的时段中走过春夏的美好，留下“一代之文学”的辉煌与荣光。可惜的是，在此期间，云南却无一首词作问世，着人感喟。错过了词体发展的黄金时期，云南古代词作又将以何种面目，出现于何时何人之手，其后续的发展、风貌等又是如何？诸如此类问题，便颇值得期许和关注了。以此为起点，本书专力研究云南古近代词之建构发展史。以下，首先对本书的研究范畴作简要说明。
本书所研究的云南古近代词史，着力针对云南这一偏远之域的词之发展历程及有关内容作研究。
本书所指的古代及近代，涵盖自云南词初萌的元代直至民国。未截然以1840年近代之始划断本书的研究范围，是因为清代滇云词的发展之传续性不应割裂。同时，部分词人生卒跨越清末至民国，然而由于其创作传统及渊源本自清而来，其创作既有传统又有新时代背景下的新境，具有充足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本书研究之词作，包含三类：第一类，云南籍文人学士所作之词；第二类，在云南有较长生活时间或其创作成熟于云南的文人学士所作之词；第三类，关乎云南的词作。此处之“关乎云南”，指词作描写之风物、经历、情感等与云南有关，比如，其所写为云南之景物，又或其所写为在滇之经历，再或其酬赠唱和的对象为云南籍人士等，皆“关乎云南”，为本书的研究题中应有之义。
对上述对象进行系统而较为深入的研究，是笔者一直以来非常感兴趣的课题。一则由于笔者一直致力于对词进行研究，二则是因云南古代词人词作以及由其活动构建的词坛、由其流变发展链接的词史，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与其自身之价值尚有较大差距。
首先，云南古近代词籍的整理和校注甚少，使得云南古近代词之状貌未能得以全面呈现。
近年来，云南古近代文学典籍的整理得到推进，然而，对词籍整理的力度尚不够。笔者近年来致力对《滇词丛录》《滇词丛录二集》等作整理，并评注其中部分作品，深感云南古近代词佳作尽有，值得关注之处亦多，然而对云南古近代词籍的搜集和整理尚有较大空间。所幸，《全滇词》今已问世，虽不无沧海遗珠，却已蔚然大观，更为全面把握梳理云南词史提供了较为扎实的文献基础。然可为之事尚多。
其次，从学术研究的关注度来看，迄今尚无云南古近代词史的专著，仅有数篇论文专论云南古近代词史或词作。
云南古近代词史尚无研究专著。云南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代表作主要有张福三《云南地方文学史》（古代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及孙秋克《明代云南文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诸作有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然多着力研究诗文，虽提及个别词人词作，但未及深入研究，故而留下词史研究的一定补裨空间。
云南古近代词史研究的论文虽有却不多。陈力《云南古代曲子词》（《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有开辟之力，第一次初步勾勒了云南古代词的发展线索（起步于元，发展于明，较盛于清）。马福荣《滇词略论》（《楚雄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依托《滇词丛录》分析元明清著名云南词人及作品。此后，赵佳聪《彩云深处稼轩风——论稼轩词对滇词的深远影响》（《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专力辛弃疾对滇词的影响，视角较新。总的看来，现有论文为云南词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相当的基础，但因篇幅或研究角度所限，或粗绘线条，或专力一点，对云南古近代词的研究尚不尽充分，留下研究的补裨空间。其馀的研究，则或着眼于个别词人，或对某一作家、某一地域文学进行研究，间或论及其间所涉及的词作，皆非专门的词史研究路径。
关注和研究的不充分，并不等于云南词价值的不足。云南词的创作起步虽晚，但发展态势不错。元代，云南始有二三词作。明代取得初步发展，兰茂、木增、赵炳龙、何蔚文、张含等参与创作。杨慎在滇与六君子唱和为词，弘宣词风。清代至民国，云南词人数量激增，唱和不绝，倪蜕、戴
孙、陆应谷、谢琼、严廷中、喻怀信、赵藩、陈荣昌、陈度、钱瑗等存词较多，颇为可读。上述词人在云南举足轻重，在全国亦有影响，曾得况周颐等名宿“后来之秀”[9]等称许。
同时，云南词自具特点。题材上，云南词凸显本地风物和历史，如陈圆圆及永历帝在滇之事的大量赋咏彰显了历史价值。传播方式上，驿站、寺庙题壁及次壁上韵之词的大量存在，显示出特殊经济、地理环境对词作传播的影响。风格上，云南词坛并未过多受“曲化”或“尊体”的影响，而是传续着质朴本真的高浑之音。云南词的特性形成是地域文化（包括民族性）影响下选择性接受外来影响的结果。从地域文学与文化交流、影响、选择的角度分析云南词史，对观照落后民族地域与主流文化区的关系具有参考价值。
对上述问题的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尚有待展开，且对之系统的研究是深入研究云南文学地域性特征与突出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鉴于此，本书拟在梳理云南古近代词史发展的纵向脉络之外，着力关注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梳理云南古代词人的具体分布与结构（如地域、民族、家族分布与结构等）；其次，寻绎云南古代的词学活动（如词人交往、词坛唱和、词学交流、词脉传承等）；再次，探究云南古代词的风格与地域特征（如起步情况、题材选择、传播方式、审美风格等）；最后，分析云南古代词史发展脉络及特征形成的具体原因（如地域影响、对外交流、文体牵引等）。
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寻绎与挖掘，使得云南古近代词史的面貌得以较为全面而真实地呈现，使得云南古近代词史面貌形成的深层原因得以较为有力地揭示，使得云南古近代词史作为云南古近代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得以较为合理地概括。
[1]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2]李根源辑：《永昌府文征》，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页。
[3]《行人歌》（又作《兰沧歌》《渡兰沧歌》），记载于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三言六句，各版文字略有出入。据常璩、郦道元等之记载及诗意，当为汉代赴永昌征戍开边之军士所作，非滇人之作，然当作于滇中。《白狼王歌》，包括《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三章，初载于《东观汉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据《后汉书》记载，此三诗之作，因“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三诗原非汉文，一般认为《后汉书》之所录为其汉文意译，《东观汉记》所录为其汉文音译。《僰道谣》，初载于《华阳国志·南中志》,《水经注》等亦收入。此诗为四言八句，其产生约在汉晋间。冯良方认为“最早不过汉武帝时期，最迟不当晚于东晋”。自诗意看，此诗亦有极大可能是滇外入滇行商之人所作，未足完全确定为滇人之诗。
[4]据《新唐书·南诏传》，骠信，为“夷语君也”。此“君”所指为谁，学界尚有歧说，或认为即寻阁劝，或认为乃隆舜。据《南诏野史》所载，寻阁劝即位后第二年正月“群臣上尊号曰骠信”，又兼以《旧唐书》曾记载崔佐时出使南诏，寻阁劝曾“赋诗饯之”，故而笔者以为“寻阁劝说”有相当依据和合理性。
[5]赵叔达为南诏之清平官。此诗以五律为体。
[6]杨奇鲲，叶榆（今云南大理）人。《岩嵌绿玉》为咏大理石之作，而《途中诗》似作于杨奇鲲奉命入蜀朝僖宗途中。杨奇鲲为南诏较为著名的文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八十“杨奇鲲”条引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奇鲲有词藻……”
[7]段义宗，一说为南诏之布燮，布燮，即清平官（《新唐书·南蛮传》），一说为大长和国布燮（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关于段义宗诗歌到底有哪些，现在学界未有定论。后蜀何光远《鉴诫录》记载段义宗诗共五首，即《题大慈寺芍药》《题三学院经楼》二首、《思乡》《题判官赞卫有听妓洞云歌》，并赞曰：“如此制作，实为高手”,“雅俗之间，无不缮写《洞云歌行》者也。”《全唐诗》仅收《听妓洞云歌》及《思乡》二诗，题作“布燮”所作。因姓名未详，后人对布燮之所指尚有争议。杨士云以为董成所作，（民国）《大理县志》亦谓《听妓洞云歌》及《思乡》二诗从董成家藏稿中辑出。未知孰是。从诸记载可见，段义宗不少诗歌作于出使后蜀期间，且在蜀地颇有流传，见文学之交流往还。
[8]虽然，因战火兵乱等原因散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中原主流诗坛所作亦经战乱，因此，唐代云南诗歌留存数量如此有限，仍与创作基数和传播广度、影响力度等息息相关。
[9]（清）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卷二，《蕙风词话 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