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1]历史发展迎来新的形势、新的问题、新的动力和新的机遇，因而整体呈现出与之前秦汉、之后唐宋有着显著差异之独特风貌与路径。在此时期，政治发展纷繁复杂，门阀制度长久盛行，民族融合不断深入，统一国家重新凝聚，是故中古政治史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但是，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相关史料的相对缺乏与混乱，中古政治进程及其内在矛盾与规律诸问题，仍然存在颇多历史疑难或学术研究空白点，需要在进一步梳理、挖掘、审视资料之基础上，从新的视角进行细致考察和系统阐释。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核心在于皇帝及其家族，此点在中古时代尤为明显，皇位的传承与争夺、皇室的参政与矛盾往往是关涉中古政治走向之关键。本书聚焦于皇位传承这一中古皇权政治之核心问题，力图揭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皇位传承在不同时期之具体表现、前后联系、变迁轨迹与一般规律，对相关重要政治事件与人物等做出新的阐释，系统梳理中古皇位传承中相关个体、家族与国家之命运纠缠，深入思考影响皇位传承之民族传统、门阀政治等关键因素，以藉此管窥中古时代之特殊性质。
按照学界日渐凝聚、日渐清晰之共识，中古确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相当特殊和重要之时期。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及日本学者川胜义雄、谷川道雄等海内外诸位前辈大家有关中古史之经典论断、深入研究和卓著成绩，已经有力地证实此点；近来学界对中古时代特色与地位等之反思与总结，则在前人基础上更有推进。诸家之说，各有胜义，限于篇幅，恐有遗漏，故不一一列举，而以笔者颇为赞同且本书多受其启发之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三源说、唐长孺先生南朝化理论及楼劲先生魏晋至唐初周期说为例略加申说。陈先生云：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所谓（北）魏、（北）齐之源者，凡江左承袭汉、魏、西晋之礼乐政刑典章文物，自东晋至南齐其间所发展变迁，而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孙摹仿采用，传至北齐成一大结集者是也。……所谓梁、陈之源者，凡梁代继承创作陈氏因袭无改之制度，迄杨隋统一中国吸收采用，而传之于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后半期内其文物制度之变迁发展乃王肃等输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孙未能采用，而北齐之一大结集中遂无此因素者也。……所谓（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创作有异于山东及江左之旧制，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若就地域言之，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所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所有旧史中关陇之新创设及依托周官诸制度皆属此类，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2]
陈先生指出隋唐制度渊源有三，其中主要承自汉魏而加以发展变化之（北）魏齐与梁陈二源较为重要，既承袭汉魏传统又杂以六镇鲜卑风俗之（西）魏周一源则较为次要。虽就制度而言，实则已将魏晋至隋唐历史演进之大势扼要挑明，即随魏晋以来分裂之势，传统中原王朝之主流政治文化与北族政权之暂时特殊因素各自发展演化、互相影响吸收，至隋唐帝国统一之时，则北族特殊因素之痕迹与影响愈趋消退，而绵延不绝蔚为主流之汉魏传统继续向前发展。至于唐代前期主要仍属此前时代之延续，及武周时期变化渐生，再到玄宗时期则系新旧交替之关键时期，陈先生亦在它处予以说明[3]。综合而言，陈先生以魏晋至唐前期为中国历史上一特殊时期，显然可见。继陈寅恪先生之后，唐长孺先生就魏晋南北朝隋唐历史发展主流与路径问题进一步提出著名之南朝化理论。唐先生云：
由于晋末动乱和北方少数族政权的建立，北方封建社会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特殊道路，从而与直接继承汉末魏晋传统的南朝出现了显著的差异。这样一些差异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必将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失。唐代的变化，正是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产生的。这些变化从北朝传统来说，是十分巨大的，其中一部分也的确是新的变化。而另外一些部分，应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却只是东晋南朝的继承。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唐代的变化和对东晋南朝的衔接，即唐代的南朝化倾向，绝非偶然，乃是封建社会合乎规律的必然发展。当然，我们决不能把唐代发生的变化都归之于继承南朝……我们在这里只是相对而言，最足以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方面是南朝化或南朝因素。[4]
唐先生明确提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封建社会特殊道路出现之根本原因与终将回归传统轨辙之必然走向，将魏晋与隋唐以南朝化理论紧密衔接起来，并将魏晋至隋唐之历史视为一个连续而有其内在发展规律之整体[5]。结合其所主张之魏晋封建论，唐先生进一步将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前后分期之关键节点[6]，尽管先生并没有明言唐代前期与后期迥然有别，但从其具体论述中仍可感受到此种差别大致上存在。近年来，楼劲先生提出魏晋南北朝至唐初历史发展周期说。楼先生云：
今后一个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就是要以更多精深的个案和局部讨论来进一步说明这个断代的基本特点及其在中古史上的地位。因此，就不能不注意到一个各领域学者熟知、却远未被整体得到重视的事实：从门阀等级、占田均田、三省制度、古文经学、文学自觉、玄学兴衰、谶纬符命、方技术数，乃至于北族汉化或各族融合、法律儒家化、佛教中国化等，这些对当时各领域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大事均在汉魏至隋唐经历了势头形成、特征凸显直至消退终结的完整周期。这些周期的存在和展开，不仅揭示了在此背后存在着更为基本的历史过程，否定了仅在其内部，或仅以其中一二来解释这些事态的合理性；且亦分别在终点和起点上指明了秦汉和唐宋历史的发展方向，从而直接关联着先秦和近代中国的发展态势。而魏晋南北朝正是相关事态从定型展开到消亡完成、同时又新绪再发而源流间出的关键时期。[7]
楼先生认为汉魏至隋唐间历史发展的各个重要方面基本上皆经历了完整周期，周期的终点和起点又分别连接着秦汉与唐宋。在别处楼先生又明白指出：“这些周期明确的起讫点大都可断在魏晋至唐初……大略亦皆孕育于汉，至于魏晋则因某种标志性举措或事件而定型展开，并随原有问题的消解和新问题的发生而趋于终结。”[8]楼先生之周期说，接续和深化前述陈寅恪先生、唐长孺先生有关中古时代整体定位之判断，不仅揭示出魏晋至唐初时期之基本特点和特殊地位，更具体拈出各种重要周期并指出相关个案或局部研究有待深入，相当程度上廓清了中古史领域未来发展之一些重要方向。而笔者以为，皇位传承问题乃是既关乎中古历史连续性与整体性、关乎中古时代特质，亦很可能具有某种周期规律，从而有待深入研究之重要个案或局部。
自上古禅让政治结束以来，夏商周三代以下，历代王朝皆以家天下为其基本特征。虽国祚有长短，兴衰难预期，而无论何家何姓之王朝，莫不以传之万世为孜孜以求之目标与理想。典型如秦始皇下令云：“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9]故王朝政治范畴之内，关系王权（皇权）代代传递与维持不坠之储君建立与王（皇）位传承，几乎始终是头等重要之大事。
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建立皇帝制度之后，历代皇权政治运作与实践及社会普遍观念中，一国之内，储君即太子之地位仅次于皇帝，所谓国之根本是也[10]；而除去开国之君，皇帝一般亦经历由太子而皇帝之历程。从传统文化与制度而言，皇权主要由代表国家的皇帝掌控，而宗王因与皇帝的血缘亲属关系得以在不同程度上分享皇权。太子之位既如此关键，宗王之势既难以尽抑，自然在皇族之内难免觊觎与纷争，故须有制度加以规范，使立储之事有轨可循，使皇位传承有序而行，由此周代以来主要依儒家之说而确立之嫡长之制，便成为保障皇位传承稳定有序之基本制度，并大体上为历代汉族政权所遵循[11]。尽管制度与现实之间难免存在差距，但父子相继、嫡长承统，终究是中国古代王朝内部皇位传承之基本原则和主流事实[12]；即使改朝换代皇家易主，而新朝皇位传承仍遵前代之规。所以，在通常之时代，在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之汉族政权之下，皇位传承原则上按照嫡长继承之方式有序进行。然而，此种汉魏以来渊源有自、通常而普遍之皇位传承模式，在中古即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遭遇挑战和冲击，而呈现较之无论之前还是之后时代更为复杂激烈之局面。其主要原因，一方面与东晋十六国时代北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其制度与现实（包括皇位传承之制度与现实）往往杂糅胡汉传统而致诸多矛盾冲突有关，如田余庆先生所揭示北魏建国前后后权干政现象与子贵母死制度即是典型[13]；另一方面则与魏晋至唐初盛行之门阀统治有关，唐长孺先生已关注到此点并予以精辟提示[14]。进而言之，皆与前述陈寅恪、唐长孺、楼劲诸先生所言及之中古时代之特殊性质、特殊道路有关。那么，在中古皇位传承问题上，前人已揭示之一些事实和已得出之一些判断之外，北族遗俗与汉家传统如何交互影响、纠缠演变？民族因素与门阀因素是否和如何共同作用？从魏晋至唐初皇位传承是否如其他重要方面一样亦存在从分化发展到合流复归之历程？皇位传承如何受制于中古时代之特殊性及反过来又如何参与中古时代特殊性之塑造？前人之相关研究是否还有检讨或深化之余地？诸如此类问题，皆迫切需要予以探索和加以回答。
总而言之，由于中古时代之特殊性质与重要地位及此种特殊与重要并未得到足够全面与充分的挖掘与揭示，由于作为皇权政治核心问题之皇位传承与中古时代特质之深相关联及此种关联仍有待于进一步细致考释与系统阐发，皇位传承与中古政治此一已有深厚学术积累之传统论域仍存在诸多待发之覆和未解之谜，将之继续推进既有其需要亦具其可能。而此大概也正是本书得以成稿之动力、目的与意义所在。
本书主体部分包括七章，所论具体时代及于西晋至唐初且重点在于北齐与隋至唐初两段，然探索之大背景则在于整个中古，更试图考察中古在传统中国历史中之特殊性，故以中古为名。本书主要篇幅在于讨论历史关键节点之事件与人物及其前后联系与因果、政治现象所体现之传统与制度及其纠葛与流变。亦需说明，所谓传统或制度，并不必然呈现出我们今天所认知的相对明确之概念和意义，而是后人难以完全了解的权力洗礼和历史积淀之后果，其产生、巩固与消散一般而言皆由参与权力角逐的人和群体所主导，如罗新先生所揭示：“这样跨越时间的实践累积下来，形成某种颇有制约力的传统，使得子贵母死有了一定的制度意义。当然，权力场域的参与者对制度或传统的选择性利用，才是制度成其为制度、传统成其为传统的主导力量。”[15]因此，本书关注之重心不在于传统或制度本身，而在于体现、利用、影响传统和制度的特定人物与事件，也即是说，主要是对政治实践而非对政治制度之研究。本书主体结构也体现出此点：除第一章关于两晋南北朝“皇太弟”名号之考释相对较为综合地勾勒南北不同传统与制度，并不聚焦于某个人物或事件之外，余下六章皆为具体而集中之个案研究，只有在这些典型而重要、似曾相识实则各具风貌之政治断面和政治过程中，传统或制度及其背后之支撑因素才有可能较为真切地显现出来。特定时空中之人物和事件以及主要由他们所演绎之现实政治，当然不应成为我们考证的目的和认识的终点，但确确实实是本书尝试宏观把握皇位传承、辩证分析历史进程、整体观照中古时代之根本依赖。
本书是笔者曾经一段时期断续思考中古皇位传承与政治演进的一个粗略而不成熟之小结。最初接触此领域，并没有明确目的和清晰规划，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偶然，然而与之相关却另有让我常常感念之往事和感慨之机缘。
2002年夏天，我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考入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业继续求学。在师大本科阶段，其实颇遇上不少学问渊博、为人宽厚的老师，如秦汉史方向冷鹏飞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方向曹松林先生与张灿辉先生、中国历史文献学李绍平先生，但因年少懵懂，胡乱看书，不乐上课，不知沉潜，以致荒废四年基础极差。及进武大入冻国栋先生门下，可谓自我感觉良好而实际一窍不通。冻老师第一学期即给我们开设“隋唐史籍阅读与指导”课程，到2003年初上交课程论文时，我依往常杂沓浮华之作风，花了一个月时间撰成一篇有关《隋炀帝三记》（《海山记》《开河记》与《迷楼记》）版本及史源之作业，洋洋洒洒约万言，毫不担心地交给冻老师。很快冻老师返回仔细批注过的文稿，没有给出具体的成绩，封面上写了长长一段评语，其中几句是：“不谙写作方法，故在行文上颇显混乱，十分拉杂……建议日后为文，多注意逻辑性、条理性，多阅读前辈学者之朴实论著，掌握为文之法。”最后要求：“本文所述散乱不堪，完全不得为文之要领。必须重写。”原本昏昏聩聩不知轻重深浅的我，被陡然一盆凉水浇醒，又焦虑于课程论文需推倒重来之压力，于是依着冻老师之前提示的多读基本史料的原则，抱着“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古人所传笨方法，认认真真对照《资治通鉴》重读《隋书》。读了大概一两个月，做了一些摘记，但总没有找到可以下笔撰文之处。直到某天读到已经看过数回的《隋书》卷四五《文四子·房陵王勇传》记太子杨勇被废时，杨素检举其罪状之一段文字：
臣奉敕向京，令皇太子检校刘居士余党。太子奉诏，乃作色奋厉，骨肉飞腾，语臣云：“居士党尽伏法，遣我何处穷讨？尔作右仆射，委寄不轻，自检校之，何关我事？”[16]
脑中突然有所促动和领悟，觉得此处描述相当突兀怪异，似乎潜藏着某些隐秘。遂开始围绕刘居士查阅相关资料，后撰成短篇札记《刘居士案与太子勇之废黜》作为课程论文重新上交，得到冻老师大致之肯定并建议在此基础上继续挖掘资料、加强论述。这是我在中古史求学之路上第一次撰写出有所心得之文字，虽稚拙简略，于我个人而言却具有相当特殊之意义；再往后，2004年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0辑发表的第一篇习作《隋末粮仓与群雄盛衰》，以及2006年发表的《太子勇之废黜与隋唐间政局变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2015年发表的《李渊晋阳起兵左右军考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4辑）等文，其实皆属最初《刘居士案与太子勇之废黜》一文之扩展和深入，本书第五、六、七章即主要由以上诸篇发展而来。可以说，正是初入师门时老师的严格要求、及时提醒和悉心教导，既促使我蹒跚走上中古史研究之路，也成为本书今天得以呈现的最重要因缘。
2007年秋，我在工作两年之后重入师门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开始，参与朱雷老师和冻老师牵头负责之国家“点校本二十四史暨《清史稿》修订工程”之北朝四史修订，主要承担《北史》之部分初稿修订。在修订《北史》过程中，学习和研究重心逐渐前移到十六国北朝时代，并结合校勘整理时有关东魏北齐高氏储位争夺与传承之一些发现和思考，于2009年撰成《高洋所谓“殷家弟及”试释》一文（后刊于《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其后发表的《北齐功臣配饗小考》（《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两晋南北朝“皇太弟”考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0辑，2014年）、《祖宗与正统：北齐宗庙变迁与帝位传承》（《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及《家国之间：北齐宗王政治变迁与末年皇位争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5辑，2017年）等文，所关注之主题皆属同类且联系比较紧密，而本书第一、二、三、四章亦主要由以上诸篇增补而来。
从2003年开始，前后跨度十年左右，我围绕中古皇位传承问题，陆续撰写如上所列数篇小文，然而多率性而为，既无整体之事先谋划，亦有不少悔其初作之事后遗憾。后来渐渐发现，此组文稿基本围绕相近之主题在自然延展，故产生将之进一步修订、调整、补充、组织成书之想法。从前述本书各部分初步形成之大致情形，显而易见并非深思熟虑之后方始执笔并按部就班推进之产物，而是过往学习和研究生涯之某个侧面，是那些偶然、随意产生之足迹在渐渐增加之后必然留下某种轨迹之体现。因此，我难于也不愿强行按照学术著作之常见写法，在本书成稿之际，再加上一个包括诸如选题缘起、学术史回顾、研究思路等内容在内的八股式样之绪论或前言。当然，前辈学者、当代学人历来所积累之相关丰硕成果，一直都是本书各部分当初撰写和今日修补时极为重要之借鉴和依凭，具体援引、启发之处，在具体行文中皆有尽量之呈现。
从初次接触皇位传承与中古政治此一论域开始，至今已有整整二十年，尽管我本人之研究兴趣和重心早已转移，但整合书稿重理旧作之际，必然避不开自我检讨和学习新知并努力加以提炼和归纳。虽思虑间有所得，论述略有所补，然行文之际，往日所思所撰之错讹疏漏颇有所见，深感学无止境论无终时；虽在仓促之间尽力加以补正调整，整体篇幅亦增加小半，但必然还存在种种未能妥善处理或未及留意关注之问题，故诚恳期待学界师友、同仁予以批评和教正。
本书在申请出版与后期修订过程中，冻老师、楼劲老师、黄正建老师予以热心鼓励与指导，朱海、万军杰、靳强、吴羽、马志立诸位兄长及同门黄楼博士、李永生博士提供诸多建议与帮助；本书责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宋燕鹏兄事无巨细倾力指点，尤其在编辑过程中严谨审校摘谬正误，为顺利出版付出无数心血；第一至六章此前分别在各刊物发表，相关编辑先生和审稿人多有赐教；部分内容曾作为会议论文提交讨论，多位专家学者对之提出宝贵批评意见和修改建议，受益良多，难于尽举。谨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1] 近代以来，在中国历史分期上，海内外学者越来越习惯于使用之“中古”称谓，一般而言主要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有关中国史学上“中古”一词的运用、演变及其含义之基本固定，谢伟杰先生有专文予以细致梳理和讨论，其明确指出：“当今学界中，‘中古’一词被普遍运用于指称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相当于3—9世纪。”谢伟杰：《何谓“中古”——“中古”一词及其指涉时段在中国史学中的模塑》，载《中国中古史集刊》第2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页。
[2]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一、绪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4页。
[3] 陈寅恪：“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而天宝安史乱后又别产生一新世局，与前此迥异矣。”“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线。”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02、235页。
[4]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73页。
[5] 罗新：“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先生考察隋唐制度的三个主要来源及其整合过程，有力地论证了汉唐历史的内在连续性。这种连续性经唐长孺先生著名的‘南朝化’理论阐述之后，更加呈现出历史历史学的纵深感和层次感。”[罗新：《内亚视角的北朝史》，收入《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修订本）》，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版，第123页。]罗新先生在此意谓陈寅恪先生与唐长孺先生相关学说理论均重在阐发魏晋隋唐间历史之内在连续性，相当扼要而准确。唐长孺先生将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副标题定名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亦清楚表明先生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视为一个连续而特殊之整体。
[6] 唐长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的转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468页。
[7] 楼劲：《构建中古各时期的历史场景和发展脉络》，收入《六朝史丛札》，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7—18页。关于魏晋南北朝直至唐初时代历史发展之特殊性质、整体定位、主要线索等重要问题，楼劲先生近年来在撰写系列专题研究论著予以深入探讨之外，也多次提出一些宏观而精辟之概括性见解，如本段引文，又如：“隋文帝开皇九年灭陈统一南北，以及统一以后隋朝速亡和唐初以来的历史，归根结底仍须以贯穿于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基本脉络来加以解释……这条脉络即是汉代以来社会定型过程所生身份等级、土地占有、民族关系、意识形态等重大结构性问题的逐渐消解、变迁和不断调整其处理方式的过程。此期南、北各朝的兴衰起伏及诸重要事态的生灭轮回，要皆围绕着这一过程的展开态势而被注定。”（楼劲：《北魏开国史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再如：“现代中国史学有一个显著现象，即在中古史领域有一些大家，他们一开始研究的不是魏晋南北朝史，像陈寅恪先生早年所写文章，可以归为域外文字，唐长孺先生一开始兼治文史和关心宋辽金元史，后来他们才把注意力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史。原因是他们确实认为魏晋南北朝史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展开的某种枢纽，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很多重要问题都聚焦于汉唐之间，不通过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能很难得到满意的解释……以上事实，印证了魏晋南北朝史可以从整部中国史的各种角度来加以考虑，这个时期的种种个案和现象也可以从更大的背景和纵深来考察，这是这个时期本身特点和地位的要求。”楼劲：《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三个增长点》，收入《六朝史丛札》，第20页。
[8] 楼劲：《贯穿于魏晋南北朝史的诸多发展周期》，收入《六朝史丛札》，第3—5页。
[9]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6页。
[10] 如《白虎通疏证》卷四《封公侯》：“国在立太子者，防篡煞，压臣子之乱也。《春秋》之弑太子，罪与弑君同。”（汉·班固撰，清·陈立疏证，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47页）《三国志》卷五七《吴书·朱据传》“遭二宫构争，据拥护太子”条裴注：“殷基《通语》载据争曰：‘臣闻太子国之本根（后略）。’”（《三国志》，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41页）又如《北史》卷五六《魏收传》：“收谓杨愔曰：‘古人云：太子国之根本，不可动摇（后略）。’”（《北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33页）《新唐书》卷一一八《宋务光传》载宋务光于神龙元年上书云：“臣闻太子者，君之贰，国之本，所以守器承祧，养民赞业。”（《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76页）而《册府元龟》卷二五六《储宫部·总序》对此有清晰概括与强调：“大《易》述主器之义，寔长于震宫；《书》纪元良之重，以正于万国……承万代之业，居群后之上，帝宸之贰体，率土之系心，当副君之任，为天下之本。故其礼秩之尤重，而安危之斯属焉。”（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49页上—下）现代学人对此看法当然亦与古人大体一致，仅举周良霄先生所述为例：“作为储君，太子的问题，也就被认为是关系国本的大问题……择立皇太子、培养皇太子，并保证传位的顺利完成，确是一个关涉国家根本的重大政务；同时，也一直成为折腾和苦恼老皇帝，使他往往死不瞑目的老大难问题。”周良霄：《皇帝与皇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11] 张星久：“所谓程序上的合法性，是指君主的选择、君主权力的授予符合传统政治规范所认可的制度安排，或者说符合传统的礼法和惯例，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求的‘有所授受’就大体上包含有这种意思……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情况下，嫡长子继承制是具体体现这种程序合法性要求的基本制度。”张星久：《“圣王”的想象与实践——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4—105页。
[12] 张星久老师在对中国古代嫡长子继承制实施情况做出详细统计后总结道：“嫡长制及其补充形式（入继）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皇位继承的基本形式，基于这种继承制度的皇权也是最不容易引起争议的……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嫡长制仍然是被历史反复证明的、害处最小的一种皇位继承制度，最主要还是因为它比较能够减少皇位争夺的冲突，对于统治秩序的稳定最为有利。”张星久：《“圣王”的想象与实践——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第119—123页。
[13] 参见田余庆先生《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贺兰部落离散问题》《独孤部落离散问题》《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诸篇，均收入田余庆：《拓跋史探（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
[14] 中古皇位传承与争夺中，皇族成员（主要是太子以外之皇子和远近亲属关系不等之宗室王公，本书统一称之为宗王）牵入极深，无论是结党纷争还是待机而动直接夺取皇位皆颇有宗王之身影，故其与皇位传承颇有密切关联，于皇位正常传承实有相当威胁，但宗王政治在中古时代始终盛行，此一特殊而令人费解之现象亦引起唐长孺先生关注重视并予以揭示，大致上认为与此时代盛行之门阀统治有关。参见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2011年版。
[15] 罗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第90页。
[16] 《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