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哲学的内涵

“哲学”是舶来品，“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迄今也只有短短的一个多世纪。“与中国史学、文学不同，哲学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是20世纪的产物。1873年，日本学者西周最先使用‘哲学’两个汉字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1902年，《新民晚报》上的一篇文章首次把此一译名运用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中国哲学门’；1919年，新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的蔡元培改‘中国哲学门’为‘哲学系’，此可以说是标志着作为近现代教育和科研体系下一个专业门类的‘哲学学科’在我国的正式确立。而若依据贺麟的说法，直到1923年留学美欧的张颐先生回国主持北大哲学系，讲授康德、黑格尔哲学，‘中国才开始有够得上近代大学标准的哲学系’。”[10]就此而言，哲学学科与国内其他人文社科的历史相比是相对年轻的。

哲学虽然起源于古希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哲学。当初哲学被引入国内的时候，国内学界前辈们就已经思考过如下问题：中国是否也有哲学？如果存在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的研究内容是否有差异和共性？如果不存在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历代的思想家关于人生和世界等主题的思考应该被称作什么学问呢？这些问题又可以被称作“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又会存在“中国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即是说，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是什么？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是否能够被移植到中国哲学的研究工作中呢？

一 “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哲学”

在国内的哲学研究语境中，“中国哲学”和“中国的哲学”这两个概念有重要的差异。如果把哲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名称，那么目前这个一级学科至少有通行的八个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科学哲学、美学、逻辑学以及宗教学。就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的层次而言，“中国哲学”就是指哲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这样看来，“中国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就是清晰的。相比而言，“中国的哲学”大体上可以对应于一级学科意义上的“哲学”。但这种说法也并不完备。哲学是爱智求真的学问，因此人人都可以做哲学。就体制（institution）的意义来说，“中国的哲学”可以分为体制内学院型的专业哲学研究（主要指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体制外的哲学研究（哲学爱好者）。“中国的哲学”显然要比“中国哲学”的外延更广。就哲学界内部而言，“中国哲学”通常指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这样的话，“中国哲学”就跟“外国哲学”是相对的。

就哲学一级学科的意义而言，“中国的哲学”跟“哲学在中国”是同义的。自哲学被引入中国以来，整个哲学的一级学科都是按照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来践行的，中国哲学同样如此。“由于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哲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引进西方哲学的概念系统诠释中国思想的结果……今天所谓‘中国哲学’，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欧美的‘哲学方式’解读中国历史上非哲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此问题干系甚大，因为如果此一论断成立，则只存在‘中国现代哲学史’，而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一语的含义也就可以等同于‘哲学在中国’。”[11]

二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自1919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至今，“中国的哲学”研究就遇到了很多基础性问题。首先就是“中国哲学”这一二级学科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到底中国从古代到1919年之前，有关人生和世界等主题的相关思想能够被当作西方意义上的“哲学”，还只是一些人生感悟？（主要指从中国古代到晚清时期）按照郑家栋的理解：“‘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真实含义在于：中国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独立于欧洲传统之外的‘中国哲学’吗？或者说，‘哲学’是我们解释中国传统思想之一种恰当的方式吗？又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中国哲学概念’及其所表述的内涵能够得到充分的说明，并取得充分的理据呢？”[12]进一步说：“‘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出现，是以‘哲学观念’的引进和‘西方哲学’作为某种参照和尺度的存在为前提。”[13]

对于上述问题，概括来说，哲学界存在五种回应。其中前四种是郑家栋总结出来的，后面两种是本书编者添加的。[14]（1）从常识和事实的角度，肯定存在“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本身不是问题。支持这种观点的论据主要包括：学界已经出版了数量巨大的以“中国哲学史”为名称的学术著作和研究教材、目前国内外存在各种“中国哲学会”等官方和非官方学术组织……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存在中国哲学这个专门的学科和研究领域，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2）承认存在“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尝试从西方哲学形式的角度给“中国哲学”“穿上系统的外衣”，从而给出“中国哲学”合法性依据。（3）西方哲学概念的内涵是狭隘的，主张拓展“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中国哲学”的加入就可以完成上述目标，这样一来，上述问题就得到了消解。（4）“哲学”概念是相对的，它基于自身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从相对主义而言，普遍的“哲学”是不存在的。因此，或许存在“中国哲学”，但可能存在的差异就是“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论可能存在差异。（5）承认不存在“中国哲学”，但是我们可以另起炉灶，建立一门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学科。

前四种回应具有相似性：它们认为哲学既然是舶来品，那么就应该按照西方哲学的规范来讨论中国哲学。第五种回应尝试单独创见中国哲学研究范式。至于上述回应哪些观点具有说服力，本书编者目前无法给出定论。从目前的研究趋势来看，前四种回应得到更多国内学者的支持。我们提倡按照西方哲学的规范来讨论中国哲学，从一种符合国际规范的方式来探讨中国哲学的关键问题和概念。就此而言，赵汀阳提出了“哲学的中国表述”。在赵汀阳的“世界哲学”和“本土哲学”概念背景之下，中国哲学是一种“本土哲学”，但它确实是“世界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具有很多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各个方面的问题都在同一个问题体系中——不仅哲学问题不分类，甚至文史哲都不分家，各个问题只有被一起考虑时才是有意义的问题……按照西方哲学结构去重新安排和解释中国哲学的问题损害了中国哲学的思想意义和力度，就好像要按照书架的结构去重组椅子一样会破坏本来的性能”[15]。如何达到中西哲学思想的对话和融合呢？赵汀阳给出两点建议：“中国概念的普遍化”，即是说，“使中国的某些概念进入世界通用的思想概念体系”[16]。第二，“使中国思想所发现的一些独特问题进入世界公认的思想问题体系”[17]。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上述方面，那么中西哲学对话就存在可能性，而且还可能是富有成效的。基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赵汀阳认为有效的哲学对话有如下要求：共同哲学问题体系的建立；从真实、真诚和正确的交往标准去谋求知识水平上的互相理解；创造一个共同可接受的实践方式。[18]

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所关注的主题实际上存在共性。中国哲学的“爱智慧”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追问。庄子的“道”的内容在于“道既是日月星辰、山川大地、花草树木、人类与社会的本源，又是关照万事万物的一种超越和无限的视角或智慧”[19]。苏格拉底所认为的在神的智慧面前，人的智慧微不足道，这种观点在《庄子》中也有类似表达。如《秋水篇》指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从“道”的观点来看，万物之间是没有贵贱之别的，但如果从“物”的观点来看就不一样了，物总是认为自己是贵的，别的物是贱的。“以物观之”说的就是人的智慧，“以道观之”类似于苏格拉底的神的智慧。在引申的意义上，有关“性”的问题，可以理解为与人自身的存在相联系，并具体展开为对人自身的本质、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完善等的追问。“天道”可以理解为指向作为整体的世界以及世界本身的统一性或宇宙的终极原因、终极原理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