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大禹征伐研究

关于大禹征伐研究的资料多集中于只言片语的先秦文献中，较为稀少、含混，因此大禹征伐相关问题存在诸多疑点，其研究亦是大禹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大禹征伐的研究，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大禹“征三苗”“诛防风氏”“伐有扈”等方面。

（一）大禹征三苗

三苗是传说中黄帝至尧舜禹时代的部族。关于三苗的活动区域，文献记载不一。如《战国策·魏策》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147]《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148]学术界对于三苗的族属和具体区域也有不同说法，或说为南方的苗蛮集团，或说为江汉民族，或说为中原民族等。如赵世贤《古代汉苗二族关系史辨误》一文将三苗划属于江汉民族。[149]童书业认为：“虞夏与三苗有涉，则三苗似为中原民族或中原西部之部族，旧以为即今苗族，恐非。”[150]俞伟超在《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而作》一文中认为“把洞庭、鄱阳之间，北抵伏牛山麓，南至江西修水一带的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三大阶段的原始文化，推测为三苗遗存，应当是合理的”[151]。朱俊明《论汉晋以前武陵民族成份及来源》一文指出“三苗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是古荆州地区若干部族联盟的总称”[152]。高至喜、熊传新《楚人在湖南的活动遗迹概述——兼论有关楚文化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三苗“很可能是在江汉流域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一个民族”，“是江汉间古老文化的开拓者”。[153]

根据史书记载，尧舜禹三代对三苗皆有征伐，直到禹征伐三苗后，三苗才被完全征服。如“舜伐有苗”（《荀子·议兵》），“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引《尚书·禹誓》）关于禹征三苗，学界有不同解读。如金景芳说：“在中国氏族社会时期，华夏族和苗族属于两个不同的族系……大约到禹征有苗时，两族间的战争才以华夏族的胜利和苗族的失败而告终。……禹征有苗的直接原因，与治水有关。……苗自恃强大，带头采取不合作态度，迫使禹不得不诉诸武力。……征有苗是为了治水。”[154]吕思勉认为三苗系炎帝之后，尧、舜均与三苗发生过战争，也即黄帝部族与炎帝部族之间的战争。[155]傅斯年认为禹征三苗之后，中国的大格局由“三国鼎立”变为“东西争雄”。[156]徐祖祥《三苗、荆蛮与瑶族来源问题》一文认为三苗被打败后，“一部分相率迁入华夏王朝难以控制的深山中，开始了独特的社会适应与文化调整；一部分‘有苗氏来朝’，臣服于华夏集团；还有一部分逐渐变易其俗，融合到华夏族中去了”，因此禹伐三苗的战争影响深远。[157]郭伟川《古“三苗”新考——兼论“三苗”与南方诸族及楚国之关系》一文认为三苗在南方势力极大，其兴衰与我国上古时期南北统一战争的进程有关。[158]田春峰《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征三苗”问题新探》一文认为：“华夏族与苗蛮部族长期对峙，直到最后随着中原华夏族团进入文明时期而强盛，才最终将苗蛮部族纳入了华夏族团统治的轨道。这一漫长的过程，正是我们中华民族长期融合的反映，为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早期的历史写照。”[159]

（二）大禹诛防风氏

大禹诛防风氏，是夏朝前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大禹杀防风一事，《史记》引孔子之语曰：“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160]韩非子亦说：“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韩非子·饰邪》）学者们围绕大禹诛防风氏一事，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读。如杨向奎《夏本纪及越王勾践世家地理考实》一文认为夏族部分人曾南迁到浙江，以致本来在山东会稽的随之而南迁浙江，大禹杀防风氏的故事也随之南下，这不仅是一种神话传说，而是有意义的历史事实。[161]董楚平《防风氏神话的新发现》一文根据文献记载和浙江德清等地民间流传的防风氏传说，对防风氏的姓氏来源、活动区域、禹杀防风的具体区域、防风氏迁徙路线等进行了考辨，认为“禹杀防风”的会稽山原在山东泰山附近，商周时期，防风氏逐渐从山东迁到江南。[162]刘城淮《防风与夏禹》一文通过考察防风与夏禹的关系，认为防风的形象经历了很大变化：“防风本为南方越族最伟大的神，之后随着南人、北人的交融，防风与北方华夏集团的治水大神联系在一起了，越族及苗夷基于推崇自己的英雄人物的心情，让防风与禹合作，充当着治水的主角；华夏集团及其苗夷则基于其与越族争斗并凌驾于越族的背景，让防风从属于禹，因有过失而为禹所杀。”[163]夏星南《试说防风氏国与良渚文化的关系》一文对古防风氏国与良渚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索，认为良渚文化是防风氏国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164]钟伟今《从防风氏神话看夏朝前期的一段历史》一文认为大禹诛防风反映了历史上夏族部分南迁与东夷部分南迁互相斗争与互相融合的过程是十分激烈曲折的。[165]周书灿《大禹与防风氏传说的发生与分化》一文对大禹与防风氏传说的流播进行了探讨，认为防风氏族群战败南迁太湖流域湖州一带和夏族支裔陆续进入今宁绍平原地区，从而将来自中原地区的大禹传说一并带进今浙江境内，构成源远流长的越文化的历史源头。[166]

（三）大禹伐有扈

有扈氏为虞夏时期的著名方国，关于其姓氏族属，或以为是夏人的同族，或以为是姒姓和嬴姓的结合，或以为是祝融的后代等。有扈氏事迹多见于《尚书·甘誓》及其注疏中。《尚书·甘誓》记载了夏后氏在甘地伐有扈的传说，但关于何人伐有扈氏，则未明言。文献中有“禹伐有扈”和“启伐有扈”两种说法。《墨子·明鬼下》《庄子·人间世》《说苑·春秋》等文献都记载是禹伐有扈。《书序》《史记·夏本纪》《白虎通》则记载是启伐有扈。近代学者对此也有不同观点。如陈梦家在《尚书通论》一书中主张禹伐有扈，他指出《墨子》所据之本较早，“伐扈者为启，似先秦不如此”[167]，主张当为禹伐。顾颉刚、刘起釪赞同启伐有扈说，“我们从禹的历史传说还较纷歧而开始建立夏王朝者实际是启这一点来看，倾向于《史记》这一说法”[168]。

金景芳、吕绍刚《〈甘誓〉浅说》一文也认为应是启伐有扈，其理由是“自《甘誓》本文看来，作誓者口气严厉，态度决绝，誓与有扈氏作殊死战，显然只有杀益夺权，用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因而找到有扈氏激烈反对的启才能如此”[169]。冯庆余《“甘之战”简析》则认为禹和启相继与有扈氏发生过争夺王权的战争，经过反复较量，夏后氏最终获得了胜利，成为最高统治者。[170]

关于交战之地甘在何地，旧说多认为在今陕西户县境内。顾颉刚、刘起釪认为：“‘有扈’即东夷部落的‘九扈’，其地当在今郑州北部原阳一带，扈与夏人作战的地方‘甘’，当在今洛阳西南。”[171]郑杰祥于《夏史初探》中对甘地的考证甚为详细，他认为甘地应在今郑州以西的古荥甘之泽和甘水沿岸。[172]

关于禹伐有扈的研究还有其他角度。如李民《〈尚书·甘誓〉所反映的夏初社会——从〈甘誓〉看夏与有扈的关系》一文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对夏与有扈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有扈氏在夏的西边，两者的战争在夏初非常频仍……有扈氏不可能是黄河以北的扈地……它在夏初应是一个发展水平较高、力量较强大的部落联盟。”[173]王琳《夏代有扈氏历史地理问题考辨》一文对有扈氏的族属、活动区域、战败后迁徙路线进行了考证。[174]肖华忠等《有扈氏地望变迁考辨》一文则对有扈氏在甘之战前后地望的变迁进行了整体分析。[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