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不但拥有辽阔的中原腹地，而且拥有广袤的边疆地区，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十分重要且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就是在这片土地上逐步发展起来。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历史、中华文明，其中也包括了边疆地区发展的历史。在历史演进中，统一多民族中国和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并成为世界发展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无论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还是疆域奠定与变迁言，其成功或受挫都与极富中国特色的边疆政策密切相关。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着边疆问题，统治者也都为巩固统治而制定边疆政策，展开边疆经略和边疆治理，边疆政策是实施边疆经略和治理的指导方针与具体举措。边疆政策的正确与否，边疆经略与边疆治理的成败得失，不仅直接影响一个朝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作为整体的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顺治元年（1644）清朝定鼎北京。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帝平定西域，完成统一大业。清朝统一全国行动历时177年，最终完成了中国疆域的奠定，形成东到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西抵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北达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的辽阔疆土。清朝“底定边疆”之后形成疆域约1300万平方公里，清朝前期全盛时期全国有26个一级行政区，即内地18行省，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5个将军辖区，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和内蒙古的盟旗，对全国实施了有效的管辖。尽管在有些地区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涉及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完全由朝廷掌握，这样的统一范围和管辖程度是以往的中原王朝从未达到的。只是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所有这一切都是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所要面对并解答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边疆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边疆政策研究，特别是清代边疆政策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1]进入21世纪，边疆政策和边疆治理研究呈现出两个值得重视的新趋向，即：

一是，将边疆政策和边疆治理置于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大背景之下进行探讨，视野宽、起点高的特点显而易见，吴楚克《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崇敏《中国边政学新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梁双陆《边疆经济学——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中国边疆经济发展》（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于沛等《全球化境遇中的西方边疆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专著尽管侧重点各有特色，但都涉及相关中国特色的边疆经略和边疆治理。

二是，古今贯通，中国边疆政策研究不能仅止于1911年清朝崩溃，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霖《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周平等著《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周平主编《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版），周平主编《国家的疆域与边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方盛举主编《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等，都是值得重视的学术专著，其共同的特点是依托历史、面向当代，将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置于研究的首要地位予以考察，并引入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于研究之中，唯此才能将研究推向新的视野与深度，实是中国边疆政策研究的一大飞跃。

2010年初，马大正应湖南人民出版社之邀主持编撰“中国边疆治理丛书”，并于2011年6月确定“丛书”的规模、体裁体例诸要素。

“丛书”由七册组成，即《中国边疆治理通论》（马大正）、《中国东北边疆的治理》（孙喆）、《中国北部边疆的治理》（宝音朝格图）、《中国新疆的治理》（周卫平）、《中国西藏的治理》（许建英）、《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孙宏年）、《中国海疆的治理》（刘俊珂）。每册30万字左右。经过两年多工作，于2014年年底全部完成“丛书”七册的撰写并定稿，总字数近230万字。2015年下半年正式出版。

综观“丛书”有如下特色。

一是，力图从国家治理的视野，叙论秦、汉迄止当代中央政权的边疆治理，包括开疆拓土、治理开发、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诸方面，并做历史评议；

二是，古今贯通、厚今薄古。每册以朝代为序，重点叙汉、唐、元、清四代大一统王朝的治边政策与业绩，重点放在清代并延伸至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边试做探索性叙论。以《中国边疆治理通论》一书第八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疆治理”为例，该章设目如次：

1.当代中国边疆地区的战略地位

2.中国边疆治理的当代演进

（1）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地区形势

（2）边疆治理演进的阶段

3.边疆治理的重要举措试议

（1）行省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并行

（2）历史上遗留边界问题的解决

（3）中国现代边防态势与边防体制的调整

（4）海疆与海防

4.边疆治理的战略思考

（1）边疆治理战略的构建

（2）发展与稳定

（3）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4）边疆民族文化的继承、协调与创新

三是，史论结合、以论为主，图文并配，力图做到学术性与知识性兼具。

“中国边疆治理丛书”是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前人研究成果从边疆治理的角度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使读者从独特的视角认识和了解中国边疆，同时对历史上中国政府边疆治理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当代中国边疆的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均具有重要借鉴作用。2015年“丛书”陆续面世后颇获好评。

2019年初冬，为了让读者更集中了解清代以降中国政府边疆治理的历程，几经酝酿决定在“丛书”的基础上分册编纂清代、民国和当代边疆治理研究专集，并启动《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书的编纂。此动议得到中国边疆研究所的全力支持，并成立了课题组，马大正研究员担任课题组组长。

全书采取“总（第一至第三章）—分（第四至第九章）—总（第十章）”的原则，共设十章，各章目如次：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清前期的边疆治理

第三章 清后期的边疆治理

第四章 清代对东北边疆的治理

第五章 清代对北部边疆的治理

第六章 清代对新疆的治理

第七章 清代对西藏的治理

第八章 清代对西南边疆的治理

第九章 清代对海疆的治理

第十章 清代边疆政策研究的深化

另设前言、后记和执笔者有关清代边疆治理研究的著述目录。

本书的既定目标是，对清代中国边疆治理依清代历史前后期为序，叙其演进历程、释其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机构、论其治理的成败得失。

鉴于清代边疆治理研究是一个研究难度大，又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具有敏感性的研究课题，从有利于研究进一步深化的视角，有三点认识尚需重申：

一是，要理顺研究与决策的关系。研究与决策有着密切关系，但不应将两者等同。研究的结论虽是进行正确决策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研究的最高原则是科学的求实，而决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在研究与决策中，决策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正确处理两者关系时，决策者需要有更多的政治家气度与远识，应该为研究者进行实事求是研究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保证。当然，研究者也应发扬中国边疆研究的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的优良传统，为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正确决策提供扎实、可靠的研究成果。

二是，在研究中坚持学术与政治分开、历史与现实分开的原则。中国疆域历更和现实中存在诸多难点和热点问题，对此，边疆理论研究必然要予以正视，并探索解决之途。这些难点与热点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其一是研究层面原因。由于历史情况复杂，史籍记载多有歧义，引起研究者们探求的兴趣，此类难点、热点问题，可以通过深化研究进而逐步解决。其二是政治层面原因。这一层面原因又可分为正常的和不正常的两类。所谓正常的，是指不同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要建立本国的历史体系，强调自己国家历史的悠远、维护独立传统之辉煌。对此，即便有悖历史的真实，可以求同存异，以宽容之态度待之；所谓不正常的，是指个别国家或个别团体、个人出于狭隘民族国家利益考虑，不惜故意歪曲历史事实，并将历史问题现实化、学术问题政治化，通过被歪曲的历史事实，煽动民族主义狂热，制造事端。对此，我们则应讲明历史真相，有利、有理、有节，据理力争，决不姑息迁就。上述原因是相互交织又是互相影响的，情况十分复杂。对此，我们应本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保持政治警觉，潜心深化研究，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在坚持学术问题与政治分开、历史问题与现实分开的前提下，倡导和而不同，增信释疑，求同存异，在学术的轨道上心平气和地展开讨论。

三是，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负有推动、组织学科发展的一线领导者，应心怀学科发展的全局，及时制定有可操作性的举措，并能取得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指学术著述出版和成果的决策参考率）。非此，就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因为这样的领导者徒有其名，没有能尽到守土有责的历史责任。

以上愚意种种，愿与同行诸君、众位读者共享！

---

[1] 可参阅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马大正《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当代边界问题研究刍议》（《思想战线》1991年第3期）、《中国历代边疆政策研究》（载《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中国古代的边疆与边疆政策》（《光明日报》2001年2月13日）、《论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光明日报》2003年7月29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