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兰司铁于1913年发表了有关《希纳乌苏碑》的文章，这标志着鄂尔浑文回鹘碑铭研究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塔里亚特碑》和《铁兹碑》的发现引起了世界各地学者的广泛兴趣。各国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和丰富。其中，蒙古国的Šinehüü、Qarjaubay和Bazılhan等学者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反复研究碑铭，发表了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Qarjaubay 和 Bazılhan 对这些碑铭的研究是基于现代哈萨克语的语言知识，所以在他们的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Malov、Aydarov等学者的著作也表现出利用哈萨克语的语音特点来解读碑文的倾向，例如在回鹘文 š和s的读音等问题上，他们偏向以s转写。克里亚施托尔内和Tekin等学者的研究为鄂尔浑文回鹘碑铭的正确解读提供了许多新的重要看法。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学者赴蒙古国实地考察，对碑文进行采拓及摄影，通过将碑铭中的历史信息与汉文文献结合相互印证的方法，推进了解读碑铭研究的深入。Mert利用现代高科技技术对碑铭进行了更细致的测绘，为往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加精确的第一手资料。其间，Berta、Ölmez、Aydın和耿世民、张铁山、洪勇民、白玉冬、艾尔肯·阿热孜等学者的论著促进了鄂尔浑文回鹘碑铭的研究。

还有一些学者研究鄂尔浑文回鹘碑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对于我们研究8世纪中期的漠北回鹘历史来说，考证鄂尔浑文回鹘碑铭中记载的历史事件意义重大。为此需要首先对碑文进行正确的转写和释读工作。鄂尔浑文回鹘碑铭损毁严重，诸多部分难以释读。虽然通过这三座碑铭中的信息可对残缺部分进行一定的补充，但还是无法恢复全貌。Qarjaubay等学者在其研究中填补了不少残缺铭文，但都没有给出可靠的填充依据，这导致他们所做的补充内容难以被学界所接受。无论是从历史学还是从语言学角度对鄂尔浑文回鹘碑铭进行研究，第一个任务是要最准确地释读碑文。本书研究的目标也是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提供更精确、更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鄂尔浑文回鹘碑铭中保存较好、内容较为丰富的《希纳乌苏碑》《塔里亚特碑》《铁兹碑》三座石碑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

实地考察是获得精确第一手资料的最佳途径，但由于条件限制，我们只能用另一种方式对碑文展开研究：从既有研究入手，先一一对照前辈学者对这三座碑铭的转写和译本，再逐字逐句对照和分析其他学者跟我们不同的读法和解释，找出学者之间的各种研究差异和共同点。我们根据实地考察者提供的录文，参考丰富的回鹘文文献和回鹘语的直系衍生语言西部裕固语和维吾尔语中的丰富语料，利用回鹘语语法和规律对回鹘碑铭进行较为科学的再译。我们对残缺部分不硬作补充，无法补充的部分则列出碑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