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稳固基石：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共时性特征

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理念与方法的推进看，它具有历时性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起点较高、稳步推进、逐步深化、臻于完善。所谓起点较高，指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就建在较高的基点，这与许多研究者对其进行简单否定是不同的。不少学者总以为，20世纪80年代是基于“文革”十年的百废待兴，但却忽略了它与五四时期的同构关系及其传承性，因此，前者是对后者螺旋式的超越，否则就很难理解，在80年代，人们何以对西方新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如此广阔、迅捷和有效。正因此，在看似一无所有的80年代，却突然掀起席卷全国的理论与方法热潮。所谓稳步推进，指的是自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多年，基本每个阶段都是十年，且从“生硬”到“融通”再到“中国化”，其间走过了平稳中提升的发展过程。所谓逐步深化，是指从大胆引进西方理论与方法始，经由中国本土化调整，然后进入中国智慧与心灵的参与，这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也是由表及里的理解、学习和创造。所谓臻于完善，指的是与80年代的生搬硬套式学习不同，21世纪已出现将西方理论与方法进行“内化”的景象，许多学者从内外双修的角度理解学术生命及其意义，这是中国现代学术不断走向完善的新动向。可以说，就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言，尽管其间不乏律动甚至波折，但总体而言是在学术高地上画出了一条平稳、优雅、健康发展的上升曲线。

当然，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能获得历时性推进和提升，又离不开其共时性的支撑，因为后者既具支点作用，又有调适之功，还是内生动力之源泉。概言之，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共时性特征。

第一，思想与文化作为深厚的软实力，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在理论与方法创新过程中的一块基石，也是压舱石。

思想与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理论与方法，在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多年中贯穿始终，且一直具有更大的受众面，也内含于更多的学人研究之中。

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与文化热悄然升温，人们乐谈思想与文化，而和思想及文化有关的书籍则受到热捧，以至于“思想”与“文化”成为最响亮的学术名词，当时影响最大且颇受好评的是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孙隆基祖籍浙江，生于重庆，长于香港，在台湾读大学，在美国获硕士和博士学位，这样的人生和学术背景使他兼受中西文化熏陶。有趣的是，本书最初为非正式出版物，只是一个自制品，不过，即使如此，它也是广得流传，影响深远。在80年代，从思想与文化角度尤其是深层文化角度研究文学，较为突出的有两个人和两本书，一是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二是林非的《鲁迅和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前者的创新性在于将长期以来被视为革命家的鲁迅变为思想家的鲁迅，书中虽有诸如本体、结构、叙事、因果链、两极对立等新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但其核心则是深层的文化思想，这是一个结构性变化。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丰厚的思想文化作为支撑，本书新的理论与方法并不过于直露和生硬，而是与研究对象较为贴近和默契，从而给人以浑然一体、深入透彻、坚实可信的艺术感受。有学者这样概括其学术影响力：“王富仁已经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启蒙文化思潮深深地熔铸在了一起，他的整个学术活动已经成为了影响中国20世纪最后二十年这一磅礴思潮的最动人的图画之一……无论是‘回到鲁迅’还是‘思想革命’，都大大拓宽了鲁迅研究的发展道路，甚至可以说是从本质上显示了新时期文学研究如何在自我否定中回到文学自身的轨道。”[24]后者虽出版于1990年，但其书中的不少章节和内容都发表于80年代后期，因为当时影响甚大，加之数年间林非在散文研究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所以被称为“林非现象”。[25]在本书中，林非尽管并未标示出用什么样的西方理论和方法，但其所具有的深层思想、文化、心理的结构形态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从他后来的观点中可得到证实。林非对80年代初期以来从西方介绍过来的系统论、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心理分析、接受美学这些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简括阐述，并认为，“在自己原来掌握的研究方法中间，应该发扬其依然具有生命力的因子，再对那些从西方引进的方法进行积极的探讨和借鉴，融入自己历来从事的研究程序，正是要在这样不断地扬弃中间，从容裕如地漫步前进”。[26]有学者这样概括道：林非的《鲁迅和中国文化》一书具有更为恒久的学术生命力，其特点表现如下。一是对历史的熟稔、感悟的深刻、辨析的精微，凸显了鲁迅的独特之处。二是以鲁迅精神正视鲁迅自身的矛盾，把鲁迅放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去进行全面、辩证、具体的分析。三是从深邃的、丰厚的文化内蕴中发出对“人”的呼唤和对鲁迅“立人”思想的深刻阐发。[27]可见，林非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鲁迅思想的深刻认识与理解。

其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文化研究在中国兴起与壮大，它突破了80年代重思想与文化的研究格局，而更多的是一种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这与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众文化的兴起有关。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文化市场和文化工业突然‘崛起’，大众文化有如一片燎原大火蔓延全国，使中国的文化景观在短短几年内一下子改观，批评界和理论界对此应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而文化研究对回应这些问题有一定的优越性。”[28]此时，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刘象愚、罗钢、陶东风、王宁、金元浦、周宪、王岳川、戴锦华、孟繁华、乔以钢、汪民安、金惠敏、路文彬等。在这中间，文化研究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从西方语境向中国本土转换，即如何以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解释中国的文学和文化问题，这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问题。就如陶东风所言：作为文化研究，“它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型、价值取向，尤其是批判对象，必须根据新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作出调整”。[29]也是在此基准下，文化研究在90年代的中国，可谓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异彩纷呈，并形成了相当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成为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中的显学。其中的大众文化研究、性别文化研究、生态文化研究等比较突出。不过，也应该看到，文化研究在此时仍有局限性，那就是模糊不明甚至处于混乱失序的状态，尤其是被文化性遮蔽甚至消解了文学性之后，所带来的研究困局，这是人们争论不休甚至互为指责的原因所在。

最后，进入21世纪，文化研究虽然仍按照20世纪90年代的思路继续发展，但又有了某些新变，最突出地表现在：研究者更为理性和清醒，更重辩证思维和文学性，尤其从深刻性的角度来探讨与把握文学现象。如党圣元的《当前消费文化研究与实践中亟须高度关注的问题》（《红旗文稿》2007年第9期，与刘方喜合作）、《当前文化研究的误区及理论应对》（《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与刘方喜合作）、《大众媒介文化及其社会影响辨析》（《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发展及其问题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3期）、《当前文学界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争》（《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7年第1期）等论文，均具有强烈的理性和文化自觉，注重反思意识、问题意识、当下意识、批判意识和前瞻性研究，是一种充满辩证思维的有深度的研究。杨剑龙的《论上海文化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大都市文化发展趋势与上海文化发展坐标、定位问题研究》（《科学发展》2009年第7期）和《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建构和发展路径——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剑龙访谈》（《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6期）偏重于上海都市文化研究，且问题意识和建构意识比较突出。汤哲声的通俗文化与文学研究比较突出，这包括《新文学对市民小说的三次批判及其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5期）、《20世纪中国文学的雅俗之辨与雅俗合流》（《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国现代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学三十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于文秀的文化研究具有哲学高度，视野广阔和理论性强是其突出特点，如《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与“文化研究”思潮》（《哲学研究》2002年第6期）、《后现代差异理论：“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石》（《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标举差异 抵抗霸权——“文化研究”思潮中的反权力话语研究》（《哲学研究》2004年第9期）、《“文化研究”学派的知识分子理论研究》（《学术界》2005年第3期）等均是如此。朱晓进突破了90年代文化研究的误区，将原来忽略政治对文学影响甚至去政治化的倾向，转为将文化与政治等量齐观的研究，这就是他的政治文化研究。朱晓进较有代表性的著述有：《政治文化心理与三十年代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政治文化语境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政治文化语境与20世纪30年代特殊文学文体的盛行》（《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等，这些都是站在政治文化的视点、理论与方法上研究文学，给人以文化的厚重与思想的深沉感。张中良将叙事研究方法用到文学研究，尤其在中外关系包括翻译文学的研究上颇有特色，充分显示了他的文学性、文化功力和深刻见解，如《论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学观》（《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荆棘上的生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小说叙事》（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五四时期的翻译文学》（台湾秀威出版公司2005年版）、《张中良讲现代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等，都是如此。杨义在谈到“文学的精神深度：把握文学的深层文化意义”时，有这样的论述：“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者的人物结构都是‘主弱从强’现象，第一把手比较懦弱，但辅佐他的人比较精明强大。《三国演义》中刘备与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是这种关系；《水浒传》中宋江与吴用、林冲、李逵之间也是这种模式；《西游记》中唐僧和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四者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如果一两部小说也就罢了，但是中国古代三部出于民间的最重要的著作都有这种现象，还不止如此，以前瓦岗寨故事的人物结构也是如此，那我们就要问问这是为什么？这背后的无形的手是什么？”这是从深层思想文化角度进行研究。作者后来得出这一结论：“实际上这种人物结构涉及中国文化的一个深层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民间社会中怎样看待‘仁’与‘自由’的关系。第一把手代表的是仁，仁赋予自由以价值，没有唐僧那种坚定的信仰赋予孙悟空和猪八戒他们的行为以价值的话，那么孙悟空和猪八戒充其量只是两个妖精。没有刘备的仁政思想赋予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他们的行为以价值的话，他们只不过是些谋士和有勇无谋的匹夫而已。仁赋予自由以价值，自由才能进入历史。同时自由又反过来赋予仁以动力，没有这个动力，仁就是空话。而在中国哲学里，仁对自由的制约和驾驭是以柔克刚，以柔来驾驭刚的。这就是破解这种人物结构模式所以如此的密码。”[30]这种从文化深层结构进行研究的方法颇有意义，给人带来不少启示。

此时期，文化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和倾向，即与文学相关或有着亲缘关系的学科被“文化化”和“理论化”了，这既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表征，又是文学研究的扩展与深化。最有代表性的是丁亚平，他原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尤以研究萧乾成名，进入21世纪后，他主要转向电影文学与艺术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期间，他出版了《文化艺术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本书从文化诗学角度研究艺术的著作，为长期以来艺术研究的简单化和薄弱状况开辟了一条通途，其中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不可低估。作者用“在场”“文义政治学”“艺术符号”“艺术话语”“语言场”“原型”“本文”“模糊性”等，来探讨人与文化、公众、宗教、科学、社会和性别等复杂的关系，既是一种新方法运用，更是将艺术学研究推进到文化研究的高度和深度。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电影（包括电影文学）是21世纪丁亚平最突出的贡献，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学界和业界产生了较大反响。这些文章包括：《电影的成长与话语空间的拓示——1900—2000年中国电影综论》（《电影艺术》2000年第5期）、《20世纪中国电影话语与夏衍》（《当代电影》2000年第6期）、《论二十世纪中国电影与通俗文化传统》（《电影艺术》2003年第6期）、《镜与真——四十年代正统电影、商业电影及电影文化趋向》（《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传媒时代的影视、艺术及其开放性》（《中国艺术报》2006年12月15日）、《电影媒介化的得失》（《人民日报》2007年5月17日）、《主流文化与民族电影表现的多元向度——第10届“五个一工程”获奖电影作品漫评》（《中国文化报》2007年10月12日）、《意识形态、象征形式与自生能力——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电影体制变迁的路径》（《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理论思维的前提假设与实证价值的祛魅》（《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国产电影创作与市场空间不断拓展》（《中国艺术报》2009年11月20日）、《论民营电影公司与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向》（《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深入电影本体 透视历史脉络——评〈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史〉》（《文艺报》2010年10月13日）、《市场化与当代中国电影的转折——2010年中国电影业回眸》（《中国电影报》2011年1月13日）等。丁亚平的电影艺术研究与以前不同的是，注入了新理念与新方法，更增加了文化内蕴和思想深度，从而将21世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与境界。

第二，现代性问题在中国学界逐渐发酵，这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的一个晴雨表。

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性”概念在中国学界就已被提出，这既包括对现代社会的赞扬，也包括对其批判的态度，较有代表性的是1988年甘阳的观点，他表示：现代性问题“必然会对正在思索中国现代化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造成极大的‘困惑’，因为它意味着：现代化的进程并不只是一套正面价值的胜利实现，而且同时还伴随着巨大的负面价值，而最大的困惑更在于：至少在西方，这些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并不是可以一刀切开的两个东西，而恰恰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内在关联的。简单点说，自由、民主、法制这些基本的正面价值实际上都只是在商品化社会中才顺利地建立起来的，但是商品化社会由于瓦解了传统社会而必然造成‘神圣感的消失’，从而几乎必然导致人（尤其是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无根感、无意义感，尤其商品化社会几乎无可避免的‘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现象及其意识以及‘大众文化’的泛滥，更使知识分子强烈地感到在现代社会中精神生活的沉沦、价值基础的崩溃。人类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最根本二难困境正是在此。在我看来，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本世纪以来西方大思想家的中心关注实际上都是围绕着这个根本困惑而进行的，因此我们对于现当代西方文化的把握必须紧紧抓住这个人类共同面临的中心性大问题即所谓‘现代性（Modernity）’的问题”。[31]这是26年前反思现代性的观点，显示了甘阳的超前意识，不要说在80年代，即使在今天，这样的认识也不过时。当然，此时期，也出现了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念和方法的研究文章，虽然这些文章没有直接提出“现代性”概念，但其中的启蒙理念、荒诞意识、无意义感还是存在的，这在何新、姚文放、陈晓明的研究中并不鲜见。其实，早在甘阳反思现代性前，即80年代初，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就已出现“现代性”意识与概念，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欧梵，他将“现代性”概念首次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文学激流：现代性探索，1895—1927”来概括和阐释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也以此带动了海派文学研究以及整个中国现当代的“现代性”研究，如魏建的《“倡优士子”模式的创造性转化——兼论前期创造社小说的文体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4期）即是如此。

90年代是中国文学研究关于“现代性”思考的高涨期，这一方面与“现代性”的理论热有关（如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32]），另一方面又与中国文学研究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有关，当然也与中国当时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有关。一时间，从“现代性”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既是一种新发现，又是一种路径依赖，还是风云际会的时尚。可以说，在不同学科、领域、文类以及作家和作品研究中，都可见到“现代性”研究的成果。像龙泉明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耿传明的《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等即是如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是杨春时、宋剑华于1996年发表的关于“新文学”是“近代性”而不是“现代性”的文章引起热议。一时间，反驳者甚众。之后，学术界也发表了一些关于“现代性”的研究文章，像张辉的《论哈贝马斯与现代性》（《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黄曼君的《短篇叙事文体的“现代性”建构》（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季刊》1997年11月）、傅瑾的《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张辉的《审美现代性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有学者这样评价黄曼君的文学研究：“从90年代开始，现代性研究成为了贯穿他学术研究中的主要思想理论资源与学术方法。”[33]像黄曼君这样的年长学者，如此早就进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可谓弥足珍贵。1999年8月8—12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吉林大学、延边大学联合举办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研讨会，这是90年代关于“现代性”的文学研究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宋剑华仍坚持他在1996年的观点，即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没有走向“现代性”，而是属于“近代性”的范畴，因此，必须厘清现代性、现代意识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据此，与会学者展开讨论，并提出不同的看法。高远东不同意宋剑华“以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作为现代性标志”的说法，认为文化的现代性与美学的现代性相伴相生。龙泉明则坚持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导性质是现代性的，虽在整体中，却是经历了艰难与曲折的。同时，他也不赞同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画等号，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并不主要表现在对于西方现代主义的追寻上，而是适合中国国情，对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一切外来文学资源的借鉴和运用。王学谦主张，应立足于文学本位来谈现代性，而不能只从社会现代性上来考量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尤其不能以现代主义为衡量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标准。面对关于“现代性”的众说纷纭，王富仁提出“两个时空转换”的“中国特有的现代性”的“涡流”观念。他认为，西方与我们的现代性有共识，但更主要的是非共识性差异。因此，对于现代性的不同理解也是在不同时空中形成的。加之中国近现代以来社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导致的现代性“涡流”，主要是由于理想性反思与压迫性反思形成的。因此，不要试图寻找同一标准，只有意识到个体价值，并将之转化为社会性，才能让人感到一种现代性。基于以上争论，专家学者开始从更深层面探讨现代性问题。肖鹰指出，20世纪中国历史可概括为，现代化渴望与现代性焦虑之间的矛盾，从而带来生存个体的自我存在和自我意识的压迫感。另外，人为地将现代与后现代对立起来，包括对于后现代的严重误解，都增加了这种焦虑。作为文学来说，其基本立场应是，站在现代化土壤，深入体验和把握这种现代性焦虑，并从中思考人类文化及其命运，这可能更为重要。谭桂林认为，要探讨中国文学及其社会的现代性，就要有一种基本语言和理论范畴。于是，他提出“民本”的概念，并认为“民本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核心与灵魂。民本思想与人本思想的整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杨匡汉指出，现代性并不只是时间概念，还是意义概念，是根源于社会底层与灵魂深处的一种精神的内动力。真正追求现代性的人应引导社会和对社会不断进行思考，是寻找精神家园和关心意义的人。由此，他从四个层面概括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基本含义：社会现代性、文化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和主体现代性。本次会议最为热烈也是最醒目的是，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及其文学现代性的反思。陶东风主要梳理了现代性反思的理论资源，认为中国版的“后学”往往违背了西方“原版”的理论旨趣与批判取向，以中国身份的“中华性”来证明，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对西方“现代性”的超越，这很容易导致不同文化之间无法进行理性对话与沟通。而90年代的一些中国学人往往在世界体系理论的启示下，反思现代性思潮，其认识视野也从民族国家内部转向民族国家之间。他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反思，首先应基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刘克敌和黄开发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功利性角度来谈现代性，认为它一方面给文学带来辉煌，另一方面则带来缺憾与不足，即压抑感性、窒息想象，阻隔了本能与潜意识的表现空间。一味强调文学的认识和社会功能，必然会造成文学和民族生存现实的脱节，阻碍文学的健康发展，这与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是背道而驰的。李怡强调“重估现代性”的背景和重要性，并认为其结果之一即是有助于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复杂问题和现象，找到独特与合理的新解释。当然，作为一种思想和方法，现代性话语只是一种解释，而不是全部。吴晓东提出，反思现代性最需要一种独立的声音，而现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内在理念正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的现代性”，这样就将充满复杂与悖论的文学史原初景观整合和抽象掉了。因此，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视域和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系，还原中国现代文学中审美现代性的固有复杂景观，就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逄增玉对中国现代反现代性文化思潮与文学叙事进行了评析，认为反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和联系，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动力，预制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结构框架，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内涵。张福贵、孔朝蓬则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几种反现代意识的思想局限，以及这一局限给并不成熟的中国现代环境所带来的后果中，重审中国社会与文学现代化进程的艰辛与隐忧。他最后总括说：文学主题中的反现代性意识一直在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占有主潮地位。[34]总之，这次会议既是关于90年代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一个总结，亦对21世纪从现代性角度研究文学具有开启之功。

21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显得更为宏大与壮阔，其深度也得到了进一步掘进。其中有几次学术会议与“现代性”有关，这包括2004年7月5—9日由厦门大学和《文艺研究》编辑部主办的“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全国学术研讨会，2004年9月23—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山大学、广州大学主办的“传统文学与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暨南大学举办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向与方法”学术研讨会等。第一次会议与1999年的现代性研讨会有联系，不论参会学者还是讨论的问题都有重叠，但它的突破性在于：探讨用现代性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有效性、局限以及要注意的问题，从而使研究更加具体和深入文学本体。俞兆平认为，把现代性理论视点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很有必要。他说，这种引入可突破意识形态对现代文学研究的框定，可消解现代文学研究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及其惯性，可调整旧有的价值标准。李怡认为，不能简单将20世纪中国文学纳入现代性的类型中加以概括，否则就会导致文学阐释的简单化与理念化。朱水涌提醒研究者，在运用现代性理念研究中国文学时，一定要注意其独特性，更不能脱离中国现代性的诉求是在反抗西方语境中萌生的这一事实，否则就会陷入简单化。席扬提出现代性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现代性研究应导向差异研究。高玉认为，用现代性这一概念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却把反现代性、非现代性文学现象排除在外，其合法性必须追问。[35]后两次会议是关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性及其理论与方法的研讨会，因为相对于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在新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上较为滞后，仅从这一方面来说，它们都具有理论开拓和方法论的意义。如在“传统文学与现代性”会议中，傅璇琮的《探索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在“传统文学与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即具有宣言性质。黄霖在《原人：文学传统与现代性血脉相连》中，倡导原人精神、以人为本、为人服务、张扬人性精神，是检验文学现代性与当代文论科学性的标尺。朱德发在《古今文学在审美现代性上的互通点》中认为，古今文学审美现代性上的互通点在于：人道原则、创作主题自觉、文化传承和审美文本的永恒性、人本主义思潮铸就的作家主体以及以人为本的艺术思维方式。蒋述卓的《当代文学的诗意》提出：传统文学与现代性有着统一的诗意。吴承学和沙红兵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认为，可从现代学语境与问题出发，把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视为平衡传统与现代张力的古典新资源。[36]这些文章和观点打通古今，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学以现代性，但更重要的是对于现代性的深入理解，因为它们突破了简单地站在西方或中国现当代视角进行思考的局限，而具有更人文化、人性化及人类情怀的高度与深度。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向与方法”会议上，“现代性”仍是其主题词，王兆胜在开幕式发言中提出：“选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走向与方法’这一宏大主题，是基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几千年的辉煌历史，因此其研究成果也极为丰富，‘然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如何将其融会贯通，并在中国传统与现代性维度中展开，确立中国智慧与独特的研究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左东岭也认为，一面要搞清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实际状况，一面又要用现代的文学观念进行价值判断，强调审美性与文学性的观念，这样才能为今天的文学理论建设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程国赋认为，进入21世纪，文化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得以广泛运用。这样有助于突破学科壁垒和学科分工过细的弊端，以拓展研究视野和创新思维。[37]这样的认识，对于以往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有突破意义的。

与此相关的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研究还有其他成果。如陈晓明的《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傅瑾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与本土化》（《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丁晓原的《“五四”散文的现代性阐释》（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本朝的《文学制度与文学的现代性》（《湖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和《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评王晓初〈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史1898—1989〉》（《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及《从现代性到全球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资源问题》（《福建论坛》2005年第10期）、李怡的《论中国现代诗论的现代性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和《现代性：批判的批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季进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王德威教授访谈录》（《书城》2008年第6期）等都有突破意义。值得一提的是，张光芒从现代性角度进行的文学研究。自21世纪以来，他发表和出版了大量关于启蒙的研究著作和文章，可谓这方面的代表性学者，被学术界戏称为“张启蒙”。在近十年时间里，张光芒先后发表和出版的与现代性有关的著述有：《论清末民初中国“前启蒙主义”的内在矛盾——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新论之一》（《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1期）、《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研究的现状与反思》（《中国比较文学》2001年第2期）、《论中国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深层文化逻辑》（《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3期）、《从“鸳派”小说看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民族性》（《学术界》2001年第4期）、《中国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内在思想资源》（《文艺争鸣》2001年第6期）、《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哲学建构》（《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启蒙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混沌的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总体特征的一种解读》（《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胡风启蒙文学观新论》（《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现代性视野中的现代都市文学》（《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反观与重构：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研究范式》（《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论20世纪初中国文学启蒙意识之演进》（《江汉论坛》2003年第10期）、《现代性与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1期）、《现代性的信仰维度——论近年思想界对“五四”、“文革”的反思及误读》（《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人文杂志》2005年第1期）、《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的哲学脉络》（《江海学刊》2005年第2期）、《席勒式的张力：在人性启蒙与审美启蒙之间》（《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文化散文：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等。在此列举的论文并不完全，但也是洋洋大观，足见张光芒在现代性的文学研究中用力之大，最重要的是，与一般的从现代性理念、现象角度研究文学不同，张光芒的研究充满生命感知、理论深度和心灵感悟，在研究范式转型、思维方式变革和方法论创新上也有突破，所以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还有耿传明的现代性文学研究，他的相关著述有：《大动荡时代的个人性话语与时代话语——20世纪“现代性”问题视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与三分文学格局的形成》（《南开学报》2003年第2期）、《两种伟大与两种激情——“现代性”历史文化语境中的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轻逸与沉重之间——“现代性”问题视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现代性”的文学进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动力与趋向考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现代性”的文学诉求——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性考察》（《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清末民初小说中“现代性”的起源、形态与文化特性》（《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等，这些著述将新文学的“现代性”放在清末民初甚至世界文学语境中进行考察，注重根源、转型和文学性，是现代性研究的重要收获。

总之，在现代性方面，21世纪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有相同之处，那就是：确立现代性的概念、理论与维度，以启蒙为主要旨归；对于批判现代性与反思现代性有足够的认识，从而对现代性的复杂性、矛盾性与深刻性有清晰的理解；从中国的具体语境出发，将现代性放在中西不同的文化氛围中进行思考，尤其是站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检视现代性包括文学的现代性。这样，新时期以来30多年关于现代性的文学研究，就有了连贯性、统一性、内在化、明晰性和理论自觉。不过，21世纪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与之前又有不同，这突出表现在：更强调审美现代性，更重现代性理念与方法同文学特性的关联度，更偏向于深度模式的发掘尤其是范式转型与人性深度研究，更倾向于生命的温度、湿度与深度体验。就如黄曼君所言：“从现代化视角看待中国文学新的特质，较之于从文学与政治功利的关系，或者仅从作家主体乃至文学自身独立的审美意识的角度来审视其新的特征，更具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也更有宽泛的量的包容性。……也更能有效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38]显然，从更受学者重视的“现代性”视角研究中国文学，是一个公共话题，这对于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有着更显著的价值意义。

第三，文学史写作备受关注，探索之声不绝如缕，它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创新的增长点。

虽说新时期文学研究已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但文学史写作与研究却一直是重镇，甚至是“重中之重”，几乎每个学者都不得不面对它，而又有不少学者全身心投入其中，其理论与方法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从新时期三个不同时段看，文学史书写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直处于变动中，但其内在的连续性又是一致的，而其所负载的使命与显出的分量却是共同的。

8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事件是，1985年，由黄子平、陈平原和钱理群共同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39]这是对于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将近代、现代和当代分开来研究的一种整合与突破，是整体思维与现代意识的凸显，是主体意识、本体性和创新意识的大胆张扬。正因为这一概念的先锋性、创造性和方法论意义，也由于它切中了长期以来文学史写作的时弊，所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广泛、巨大和深刻的影响。紧随其后的是陈思和、王晓明，他们一面将黄子平等三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视为文学史写作的第三阶段，一面提出“重写文学史”的观念：“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40]这一“重写文学史”观念的提出，成为当时和之后的热门话题，直接引导和推动了后来的文学史写作与研究。值得提及的是，80年代，这种文学史新观念与方法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它与当时及其前后的文学史写作一起构成一种合力，展示了改革开放之初文学史观的突破与创新。比如，198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史专著，它最大的特点是超越了既往的被固化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而以广阔、精细、深入和审美的方式见长。唐弢曾赞之曰：“《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特点是从实际出发，从具体材料出发，由作品而及于作家全人，由作家全人的风格而及于他所属的流派，又由纷繁复杂的风格流派中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总的现象试作判断，梳理出这些现象的历史脉络与发展规律，这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法，因此，这部书既有微观的分析，也有宏观的总体的把握，读来实实在在，言之有物，称得起是现代小说方面一部筚路蓝缕、独辟蹊径的著作。”[41]这一评价是很高的，它看似没有什么新理论与方法，但这本身就是一种理念与方法，甚至是学术研究的境界，它与80年代思想解放、理论更新以及方法创新的总趋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又如1986年11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朱德发的《中国五四文学史》，也是一部具有史识的文学史著作，它打破了以往的理念模式和方法论成规，以“人的文学”观，用历史和美学的方法，既宏观又细致地展示了五四文学的整体风貌，以及历史和文学的细部，令人耳目一新。另如198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是一部注重整体性、现代性和创新性的文学史著作。再如严家炎于198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它成为第一部从流派角度书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将新感觉派、心理小说等现代派文学写进文学史的著作，对后来的流派研究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部文学史著作虽没有提出令人惊奇的文学理念与方法，但它的大胆实践和理论与方法的内在化运用，就是它的巨大贡献，也是超越理论和方法外在化炫张的最好说明。应该说，80年代开启的文学史写作与研究，就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来说，思想解放、大胆探索、实事求是和平实自然是其主要特点，而这又成为后来产生广泛影响与争议的双重性原因。

从积极影响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理论与方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以神话的方式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理念与方法的闸门。不要说内在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就是外在的形式也是如此。比如，1985年之后，用“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整体进行观照的论文不计其数，而文学史写作也受其根本影响。朱德发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姚春树和袁勇麟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杨守森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黄曼君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裴毅然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都直接用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或相近的概念统领文学史写作，从中可见其影响力。有学者这样谈严家炎对这一概念的看法和态度：“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概念，是上世纪80年代列名严先生学生辈分的几个年轻学者提出来的。相对于传统的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更注重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学自身演进的时代性、系统性和连续性，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但也有一些学者对这一概念持有不同的意见。严先生大胆果断地使用这一概念申报教育部重点教材项目，体现出他对这一概念的价值认同，也体现出先生对学生学术思想的赞成与支持。”[42]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深入人心和根深叶茂。当然，还存在另一种持有异议甚至反对的声音。据说，王瑶在黄子平等三人的文章写作之初就批评说，“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为什么不提左翼文学、第三世界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还有人认为，这一概念为什么不提张爱玲、胡适、周作人，也不提自由主义文学？而且，港台文学也无法被“整合”进来，[43]因此，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被选择”的概念。针对这一概念，吴炫指出其最大局限是它的“非文学性”，即过于重视现代性、共同性和文体性，而忽略了文学特性及其“穿越”力量，所以难以达到文学建立“个体化世界”的目的。[44]当然，许多文章无论如何反省、批评甚至否定，都有一个基本前提，即承认其不可忽略的价值意义。

9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较之前视野更开阔，理论与方法的浓度也加大了，个性化明显增强了，学术含量也有所增加。在理论与方法上较有创新意识的有朱德发的《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直接将西方各种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文学史论的大胆尝试，也是将各种理论与方法进行中国化转换的直接探索，其意义不可小觑。作为本书的核心概念“主体思维”，它包括收敛型思维、发散型思维、顺向思维、逆向思维、系统思维及辩证思维等，可谓思维之大观。书中还有思维模式、系统方法论、社会学方法的三维度、文体结构模态、原型主题、文化哲学、文本世界等概念，可谓第一次将西方理论与方法同文学史写作联系起来，显示了其理论和方法的革命性。此时，另一重大变化是出现了多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其中，在理论与方法的突破上，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两部最为突出。洪子诚的文学史主要从文学生产机制入手，将当代文学发展放在外部制约机制与内部动力体系中进行考察，从而具有了现代性品格。陈思和的文学史主要从“民间文化形态”角度，考察中国当代非主流文学作品。在研究方法上，陈思和将文学现象与具体作品相结合，从而起到相互印证、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

进入21世纪，文学史写作步入了更加自觉、自主和创新的阶段，中国立场和主体意识更为突出，对于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与运用更为内在化。如面对关于文学史的名称混乱问题，朱德发于2002年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新概念，并在2008年又分别对其特征和价值评估体系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概念，在时空维度上都难以容纳丰富、复杂和发展的中国新文学，而“现代中国文学史”则更为开放，更有利于书写现代中国全景式的文学史，同时也规范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不急于进行历史的终结。[45]与此相关的是，2007年由华中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与《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的“现代中国文学学科观念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就是以“现代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对现代中国文学学科的观念、方法、概念、对象、理论等展开深入探讨的。由此可见“现代中国文学史”概念的重要性、潜力和影响力。此时期另一重要事件是“重返八十年代”，即对20世纪80年代重新进行反思，以自我感觉更好的还原历史，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难点问题。较有代表性的是程光炜、王尧、洪子诚、旷新年等人。像旷新年发表了《“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一文，王尧发表了《“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一文。对“重返八十年代”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论意义，王尧表示：“如果把‘重返八十年代’视为近几年来的一个文化事件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议。”“在有了‘思想解放运动’、‘新启蒙’、‘文化热’、‘方法论热’和‘小说革命’以后，‘八十年代’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八十年代’之所以成为思想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并不只是在当代文学史论述中它已经成为一个‘断代’，不只是在‘八十年代’发生过程中我们对‘八十年代’的解释便已存在分歧，甚至也不只是因为新的知识谱系为我们阐释‘八十年代’提供了新的可能，重要的是‘八十年代’所包涵的问题是与之前的历史和之后的现实相关联，这些问题生在八十年代，却有‘前世’和‘今生’。在来龙去脉中重返‘八十年代’，既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世界观’的确立。”[46]程光炜自2005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也出版了《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等著作，他全面、深入地思考了20世纪80年代的各类问题，其所使用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是“历史还原”与“当下意识”。如对于80年代的路遥现象，随着“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观念的盛行，自9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慢慢将之淡化甚至遗忘了，这就导致了文学史书写中的非历史化倾向。而程光炜则从更高的层次，以更内在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原则，重释路遥现象，并得出这样的结论：“鉴于当时人们的认识局限，在反思其中的极“左”思潮的同时，也将其中包含的五四为人生文学、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因素一起做了不必要的清除。”[47]这样的认识是深刻的，也是令人信服的。有时，所谓文学史的史识，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能够提出问题，尤其是能透过历史的迷雾找到真问题，程光炜、王尧等人的“重返八十年代”即是如此。谈到“重写文学史”，程光炜表示：“以研究‘八十年代文学’为基础而形成的新的学科意识，不是正在那里要求着我们‘重写文学史’吗？这当然是一部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48]有趣的是，这是起于80年代，又重返80年代，更是站在21世纪的历史高度，将两个“重写文学史”连缀起来，形成了横跨二十多年的反思与打通，从而实现了理论与方法的超越。

当然，文学史书写与研究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难题，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是很难解决的。不过，历史的车轮已经滚动，“重写文学史”的脚步已经迈出，以后需要做的就是如何总结前面的经验、避免现存的局限甚至错误，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与更完善的方法论意义上实现新的跨越。不过，无论怎么说，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的引入确实改变了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格局及风貌，这是贯穿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的总纲与主线。

第四，马克思主义统领学术研究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强大支撑。

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看，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呈逐步加强之势，到新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只是受西方各种思潮冲击，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表面看来似乎开始受到质疑甚至忽略和否定，然而，究其实质，马克思主义之声势在学术界从未降温，更没退场或边缘化，相反，却广泛、内在、深刻地产生作用。一方面，马列文论一直在学术界占重要地位，其研究者队伍更是庞大。另一方面，很多学者直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学，这一现象在新时期可谓俯拾即是。有趣的是，即使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不以为然，甚至多有批评和否定的学者，如果细究和考察，其研究理论和方法往往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更不要说那些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往往看不到各种理论与方法，但立场、观点、方法和思维却处处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光芒，这是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精髓内在化的典范。

以董学文为例，自1983年起，他出版专著和编著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著述多达十几种，从中可见他对马列毛文论研究的执着与成就。这些著述分别是：《马克思与美学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审美教育》（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马列文论选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和中国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等，从这一学者个案可见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政治社会学理念和方法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的何新，对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数家珍，他表示：他曾在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大量阅读历史著作，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另如，八九十年代以新理论与方法见长的一些学者，像赵宪章、姚文放等也写过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这主要包括：赵宪章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产生及其历史型态》（《镇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基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中国化问题臆说》（《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等；姚文放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体系的品格》（《文学研究》第4辑1996年第1期）、《马克思恩格斯的传统观与文学史观念》（《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与美学史视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辑）、《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方法与文学传统》（《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理论与黑格尔的美学思想》（《扬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等。再如，在主要从事中国文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新的理论与方法并非其特长，但他们也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像党圣元的《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文化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11月30日）、《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文化维度》（《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等，李怡、段从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的输入与中国文艺“范畴论”的确立》（《中州学刊》1997年第1期）、《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倡导者的“创造社”批评群体》（《郭沫若学刊》1998年第2期）等，都是如此。这些成果都娴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为马列文论的中国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还有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学者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如在新时期，杨义等学者以不断借鉴西方新的理论与方法著称，然而他们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而是以其为基本原则和底色，所以才这样表述：“比如说马克思的《资本论》读完之后，突然感到自己的内心好像上了一个境界。所以你跟着一个伟人，跟着他的思路去走一走，最后体悟到他生产的人类经典，人类文化或者人类智慧的高峰原来是这个样子。你把它都读下来之后就能感到一种精神的进化和升华。”[49]这种表述不是一般性地自我拔高和唱高调，而是在治学理论与方法上的内在借鉴与吸收，更是在精神境界层面的同感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张江发表了《当代西方文论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一文，这是一篇内含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文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深入其中。面对长期以来西方理论与方法对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冲击，张江给予了正面评价和肯定，但对于唯西方马首是瞻，尤其是不顾中国国情和文学实际，简单搬用西方概念、理论、模式和方法来解释中国文学问题的做法，则给予了全面、彻底和深入的剖析，以彰显其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和有效性。如作者写道：“脱离了文学经验和实践，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论无法提出科学的审美标准、指明文学理论生成和丰富的方向，更无法指导文学的创作和生产。这不仅是精神分析文论的重大缺陷，而且是西方当代文论诸多学派的通病。”作者还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杰姆逊1985年在北大演讲的例子，说他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分析中国小说《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来证明其符号矩阵和文学符号学之得失。作者认为，不论杰姆逊的分析是否合理，但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杰姆逊的结论不是一个文学的结论，而是一个伦理学甚至哲学的结论，这种社会学分析，不是文学符号学探讨文学自足形式的本意；第二，杰姆逊的方法是用先验的恒定模式套用具体文本，且根据人为的设计生硬地指定四项要素，没有也要生造齐全，那个本不存在的“人道”，让他得出虽深奥却颇显离奇的结论；第三，就文本所表现的文学的丰富性、生动和情趣而言，这一矩阵分析抽象而生涩，既无审美又无鉴赏，完全失去了批评的意义。这一点尤为重要。文学作品表达的理念无论如何深奥，必须是生动和可感的，否则，将失去文学的特质，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无异，甚至与数学、物理学无异，从而必将为其他的思想表达形式所取代。符号矩阵以至文学符号学，甚至结构主义的失败就在于此。为此，作者总结说：用恒定模式阐释具体文本，是科学主义诉求的直接表现。科学主义是推动当代西方文论发展的主要动力。科学主义主张和实践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原则、方法重新构建文学理论的体系，分析和批评文学作品，强调文学研究的技术性，追求文本分析的模式化和公式化，苦心经营理论的精准和普适。这种努力有它的长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文学批评的主观化和随意化的倾向，可以用数学物理的方法去总结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可以给人文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注入新的因子，带来新的概念、范畴以及逻辑方法，给文艺理论和批评研究打开新的思路。但是，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们的研究对象与路径有根本性的区别。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物质世界，它的存在和运动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学工作必须以局外人身份的方式来观察和认识世界，不能以个人的主观意志和情感改变对象本身及其研究。文学则完全不同，文学创作是作家独立的主观精神活动，作家的思想和情感支配文本。作家以在场者的身份活动于文本之中，哪怕就是有真正的零度写作，作家的眼光以至呼吸都要左右文本内在的精神和气韵。作家的思想是活跃的，作家的情感在不断变化，在人物和事件的演进中，作家的意识引导起决定性作用。而文学的价值恰恰聚合于此。失掉了作家意识的引导和情感投入，文学就失去了生命。作家的意识可以公式化吗，作家的情感可以恒定地规范吗？如果不能，那么文本的结构、语言，叙事的方式和变幻同样不能用公式和模板去框定。再进一步，作家的思想情感以生活为基础。生活的曲折与丰富，作家的理解与感受，甚至会有前一秒和后一秒的差别，抑或为天翻地覆的逆转和突进，他创造和掌握的文本会因此而翻天覆地，这是公式和模板能够容纳的吗？在此，作者既看到了像杰姆逊使用的矩阵理论和符号学研究方法的启示意义，更看到了其存在的根本问题，这就是：无视中西文化的语境差异，尤其是不顾文学的特性，那就势必给人以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甚至荒唐可笑的感觉。这种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理路，在新时期文学研究中很有代表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不是一些简单的概念，更不是教条，而是立场、观点、思维方式尤其是活学活用的理论和原则。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它具有广泛性、深刻性、渗透性、内在性和长久性等特点。最为重要的是，许多研究并不使用甚至自己也不是特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然而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却一直存在，深入骨髓和如影随形，或许这能更好地说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内在和深远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