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地图学史》（The History of Cɑrtogrɑphy）的一个目标，是要对古地图经典做重新界定并加以拓展。在我们今天看来，以往地图学史文献所描述的地图资料集（或地图类型）似乎过于有限且带有不必要的排他性。该资料集所基于的假设缩小了其范围，使之无法反映地图绘制在整个世界历史文明中所呈现的丰富程度。以往文献中的“地图”主要指的是陆地图，因此，星图、宇宙图以及心象地图[1]等，通常被排除在认知世界的方式外。除了对中国的囊括属明显例外，地图学史基本被描绘成希腊罗马的创造发明，或者，就其后期（自16世纪起）而言，被叙述成欧洲技术扩张“奇迹”的一曲伴奏。甚至在得到认可的地图学核心领域，从数学角度构建的“科学的”地图史被给予显著地位，从而令该历史能够伴随现代“比例尺”地图的出现到达顶峰，契合了从原始过去发展至现代启蒙状态的“进步”理念。

为帮助重塑这一历史，我们在第一卷对“地图”采用了一个新的暂定定义。序言中提出，地图“是便于人们对人类世界中的事物、概念、环境、过程或事件进行空间认知的图形呈现”[2]。我们的策略是将过去被忽视的，或被贬至课题边缘的地图重新纳入地图学史。关于公元1500年以前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古地图学的第一卷，便以这种方式对传统经典做了扩充。很快我们就发现，如果试图对非西方文化的地图学史做全新描述的话（这正是我们的目标），这样一种开放定义更加符合第二卷的诉求。本册汇集了自史前时代晚期起伊斯兰与南亚传统社会制作的所有类型的地图。我们可以就本册篇幅与列奥·巴格罗（Leo Bagrow）对同样地区安排的篇幅做有益的比较，后者的伊斯兰地图学占6页，印度和波斯各占半页，奥斯曼地图学占3页。[3]巴格罗的研究，就像是西方收藏家为自己的藏珍阁添置了几件异国情调的标本。即便是对地图学史的叙述性探讨，如劳埃德·布朗（Lloyd Brown）和杰拉德·克伦（Gerald Crone）的论述，尽管二者的标题均彰显着普遍性，非欧洲的地图绘制传统却还是大多被忽略了。[4]标准文本的如此处理向几代学生灌输的是，地图学史主要是一项西方成就，是欧洲科学史的一部分。引用一位伊斯兰科学史学家的话，仿佛地图的传承“从希腊罗马时期直接跨跃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似乎公元5世纪后期罗马沦陷至15世纪君士坦丁堡陷落期间，科技史上什么也没有发生过”[5]。

当我们着手详细策划这部《地图学史》时，便发现这样的缄默无声是不合情理的。20世纪70年代起草最初的大纲时，我们的想法是将公元1500年以前西方和非西方社会涉及世界地图学“基础”的内容纳入第一卷，即单独的“古代”部分。该卷要描述的，不仅包括史前、古代和中世纪欧洲与地中海的地图，以及伊斯兰、印度次大陆和东亚文化区域的前现代地图，还将囊括世界各地“原始”民族在遭遇欧洲殖民化阶段的地图。然而，出于运作和知识方面的原因，我们放弃了这一酝酿中的计划。

首要的问题出自非西方制图传统的规模和复杂度。我们探究得越多，就越发感到其分量可观，不仅是在伊斯兰和亚洲社会，也包括被欧洲殖民之前的一些主要区域，如美洲和太平洋。伴随我们初步探索的继续，以及我们聘请的专家作者工作进展的体现，有一点变得越发明了，那就是单独的一卷本难以承载一门可信的前现代世界地图学。于是，在1982年，我们决定将中东和亚洲以外的非欧洲制图内容归入后面的《地图学史》卷本[6]，并专门用一整卷（第二卷）来撰述伊斯兰与亚洲社会创作的地图。我们仍然天真地认为，单独的“亚洲”卷能够容纳对二次文献的综合，从中可审视现有信息的差距并洞察未来研究的方向。实际上，本卷几个区域部分的工作是同时启动的。然而，在专家们回顾亚洲地图史的非西方文献，并对地图本身进行搜寻和研究的过程中，再一次令我们认清一点，那就是我们严重低估了相关文献资料集的数量之巨。1989年，就在几乎所有章节成形之际，我们决定将第二卷分成两册。于是，本册针对伊斯兰与南亚传统社会地图学；第二卷第二分册则专注于东亚与东南亚传统社会地图学。两册书的资料纷繁多样，涉及广泛的历史学、语言学背景，使得编辑工作需要付出更多，而筹备出版的过程也进一步挑战了我们潜在读者和资助者的宽容。

将第二卷分作两册，令伊斯兰与南亚地图学部分单独享有一个大部头还有知识方面的原因。我们起初对文献的考察不仅暴露了伊斯兰和亚洲地图学受忽视的程度，同时也揭示出存在一层认知的面纱，妨碍了我们以这些文化自身的语境 去理解其地图绘制。一直以来，传统的地图学史研究都是用技术创新的西方标准来评价“阿拉伯”或“印度”的地图绘制的。这种对我们的历史和他们的历史 [7]的相对重要性的认知，使得亚洲地图处于欧洲地图学的边缘。它们的出现被当作“主流”地图史中失败或异常的枝节。因此，尽管可以承认阿拉伯和中国拥有自身的制图传统，“但支撑在16世纪地理发现和……地图背后的却是欧洲的传统，从而形成了现代地理学的基础”[8]。伊斯兰世界和南亚的地图学史学也渗透着同样的观点。[9]A.I.萨卜拉（A.I.Sabra）曾说，在看待伊斯兰科学（我们也可以纳入地图学）上有一种趋势，即其“只是对早期（主要是希腊）范例的反映，时而暗淡，时而夺目，或多或少有些走样”[10]。焦点往往是那些与欧洲和地中海地区关系最为密切的早期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于是，伊斯兰地图学被解释为希腊古典学识（特别是托勒密的学识）的延伸，或者是希腊地图学遗产最终在欧洲文艺复兴得以复苏前的一条传播路径。伊斯兰地图学成就在世界地图学中的角色被视作被动的，它与拜占庭一道，实质上为后来欧洲地图学的主导地位保存了一份西方的遗产。没有任何线索指出，这一知识是“一种伊斯兰文明现象——必须用该文明特有的方式加以理解和解读”[11]。

对西方进程而言，南亚地图甚至缺少伊斯兰学术的传播“功用”。并且，对它们的描述完全是基于一种外部的、迷惑不解的观点，将其置于地图学发展层级中更低的位置。苏珊·戈莱（Susan Gole）这样告诉我们：“人们普遍认为，在印度，除了宇宙志以外，本土没有绘制过任何地图。”[12]受西方偏见影响，以这种方式评价南亚地图鼓励了一种观点，即只要是不符合公认模式的地图绘制风格，都是“没有价值、可以不屑一顾的”。来自南亚的地图被“当作奇珍异宝存放于图书馆和博物馆内”[13]。

为了纠正这类态度导致的后果，我们决定将伊斯兰与南亚的地图绘制当作地图学知识中独特的部分加以对待。此决定是解放性的。一旦抛开了西方的评判标准，拓宽地图学经典的新的潜力便显露出来。当然，为了做到此点，必须将欧洲中心论的阐释转变为更加文化敏感的阐释，并对新的假设给予拥护。基于欧洲范式的价值判断必须得到修正。例如，将9、10世纪的伊斯兰地理古典学派简单视作其长时期衰落前的昙花一现，已不再令人满意。[14]诸如“衰落”“停滞”和“颓靡”一类的词语，传达的是基于近代欧洲“科学革命”概念的评判。[15]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曾谈道：“西方学者谈论伊斯兰文化的衰落……并没有真正证明这样的颓靡确实存在过，也没有评价过其后期产生的伟大作品。”[16]这些含混的判断或许能解释早先对奥斯曼时期地图学的忽视。通过改变我们的文化立场，我们才能在本卷首次系统论述前现代奥斯曼帝国的地图学。[17]

本书对宇宙图的处理，也得益于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态度。第一卷中，我们在重新定义地图学时采用了明确的措辞，将广义上人类宇宙的图形呈现囊括在内。鉴于该卷如此对待宇宙志，[18]本卷若将伊斯兰宇宙图示，或将南亚佛教、印度教以及耆那教教徒绘制的宇宙图排除在外，将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事实上，我们不仅没有因为南亚宇宙图已在有关印度艺术与宗教的文献中大量出现，或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达不到制图标准而忽略它们，相反，我们将其作为南亚社会制图动力的最典型的表达方式予以强调。承认它们本身就是地图的同时，南亚部分的作者认为没有必要凭借无端的测量对其进行评判，或仅仅因为它们“弥补”了南亚陆地制图记载的匮乏而将其收录进来。并且，这些地图更提醒我们，对非西方社会古地图的研究，不能局限于那些反映了欧洲地图学常见特征的例子。我们的使命，是要推动地图学史接纳先前处在公认为“科学的”地图学核心边缘的诸领域的地图，本书对宇宙志的考量对此而言至关重要。

目睹我们的作者拓宽本书范围是颇令人欢欣鼓舞的，但在解决其他问题方面我们所做的编辑尝试可能就显得不那么成功。从启动《地图学史》以来，我们就致力于规划与之相匹配的地理区域和历史时期，以便为研究地图学变化及其社会互动构建一个内在连贯的框架。[19]然而，当前此书的涵盖面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得不产生一系列特殊的问题。

第二卷第一分册的基本框架是地理性的。伊斯兰世界心脏地带与南亚被分别加以对待。两个地区的文化特性亦由早已确立的历史用途所支撑。“亚洲”大陆[20]是欧洲的发明，早在古典和中世纪时期，它便指代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东的土地，而印度则被视为独立的文化单体。[21]但是，这种干净利落的历史地理划分，却为我们的内容处置造成一些罅隙。一个问题是关于年代的，伊斯兰世界和南亚这两部分的起始年代不同，其部分原因是，考虑到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明的地图与古典欧洲、地中海社会的关系，相关内容收录在了第一卷中。[22]本书则接续第一卷，对自7世纪起伴随伊斯兰教扩张的相关内容展开叙述。然而，对于南亚部分，我们则必须上溯至史前时代晚期。另一处凌乱在于，地理区域与不断变化的文化史版图不相匹配。“中东”[23]这一现代术语的所指范围，与各历史时期伊斯兰地图学兴盛的地区不相一致，这些地区从历史悠久的北非制图中心一直绵延至北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南亚的“地图学区域”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虽然该区域构成本书谈及的佛教世界地图的发展腹地，但在之后的岁月里，这些地图以改变后的形式传播到了东南亚和东亚的其他地区，并足以构成第二卷第二分册的部分讨论主题。

对伊斯兰地图学的概述很难达到结构性平衡，与之相伴的问题是，有关伊斯兰各王朝——阿拔斯（Abbasid）、萨非（Safavid）、马穆鲁克（Mamluk）、莫卧儿（Mughal）和奥斯曼（Ottoman）——的地图绘制知识，以及这些王朝与其地区的语言地理学重合与否的知识是参差不齐的。并非所有的伊斯兰文本，包括地图，都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24]许多相关资料采用的是叙利亚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即便如此，我们的作者所能重建的整个伊斯兰世界地图学传统的程度仍参差不齐，虽然我们就阿拔斯、莫卧儿和奥斯曼王朝的地图绘制做了相对充分的描述，但有关波斯地图学和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ɑ）前西班牙穆斯林地图绘制的某些方面的证据始终难以寻觅。

我们的学术起点也存在差异。本卷第二册中国地图学史部分，我们能以李约瑟（Joseph Needham）及其同人的综合成果为基础。[25]相形之下，伊斯兰地图学唯一的综合性参考著作，康拉德·米勒（Konrad Miller）所著的《阿拉伯地图》（Mɑppɑe ɑrɑbicɑe）,[26]已有四分之三个世纪的历史了。迄今为止，对伊斯兰地图学最全面、最新的概括也仅限于百科全书中的一篇文章。[27]许多收录有地图的稿本资料的原始文本，均缺乏至关重要的现代版本。伊斯兰和南亚研究的专家所指向的大量稿本仍未出版，甚至都没有编目。我们的作者借鉴了其中的部分资料，但新的稿本资料的发现不仅可能带来新的线索，还可能改变本书提出的涉及地图学流布的一些关键问题。例如，伊斯兰世界的天文科学和数学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地图投影的数学方面将会得到更多的考量。尽管我们试图让读者了解当下的研究方向，且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想要穷尽所有是断无可能的。

技术问题上，我们所采纳的似乎是专家之间达成的共识。对于南亚部分，我们主要使用的是基督教历法。而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地图，我们则同时提供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年代。如此一来，伊斯兰社会的时间感得以保留，同时，也便于同欧洲做横向比较，特别是在欧洲与伊斯兰文化区域交流最活跃的时期。最主要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新问题——就是需要应对表音语言，如阿拉伯语，并要格外注意所有亚洲语言的音译。我们并不打算再现阿拉伯文字，而是采用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针对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转写系统。对于拥有多位作者的著作，一向很难在转写这类个性化且乖僻的话题上完全达成一致，本书也不例外。决定采用国会图书馆系统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它是《芝加哥格式手册》（The Chicɑgo Mɑnuɑl of Style）推荐的使用最为广泛的系统。其次，我们认为，尽管阿拉伯语言学家可通过任何合理的系统（包括国会图书馆系统）还原最初的阿拉伯文字，非专业人士会觉得借助国会图书馆系统检索图书馆内阿拉伯著作的作者和标题相对容易，该系统也通常用于此目的。不过，我们非常清楚，即便我们努力让整卷保持一致，仍无法做到令众人皆大欢喜。折中的方式是，在国会图书馆形式与现代习惯明显相悖的极少数情况下，我们提供较常见的形式。至于何时采用奥斯曼土耳其语的转写而非现代土耳其语，则完全取决于每位作者的判断和经验，而他们的习惯可能不尽相同。无论哪种语言，冗长的“书”名和人名通常只在首次提及时完整呈现，之后我们则采用其缩略形式。只要有可能，我们会为标题加注译文。[28]

我们之所以能够设法应对本书涉及的诸多问题，并且认为可以在“结语”部分对伊斯兰和南亚地图学中某些重要的解释性问题加以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参与写作的专家作者的学术素养。这一卷真正意义上属于他们。我们要感谢他们在本书成形的十年间所付出的耐心，以及对各工作阶段编辑干预的欣然接受。我们也由衷感激两位副主编——杰拉尔德·蒂贝茨（Gerald Tibbetts）和约瑟夫·施瓦茨贝格（Joseph Schwartzberg），他们成为本书不可或缺的顾问兼主要作者。我们知道，二人牺牲了其他的学术项目和个人机会，在撰写一部新的历史的挑战中同我们长期并肩作战。同样也要感谢我们的助理编辑艾哈迈德·卡拉穆斯塔法（Ahmet Karamustafa），他对整本书的贡献远大于我们能给予他的头衔。卡拉穆斯塔法博士还在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做博士后时便开始了伊斯兰部分的编写工作，自受聘于圣路易斯（Saint Louis）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的亚洲和近东语言文学系以来，他在向我们介绍新的作者和伊斯兰学术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工作的各个阶段，学界专家的建议也令我们获益良多，起初我们对他们来说都是门外汉，他们或许也很好奇我们不懈的发问究竟能否开花结果。这群人于百忙之中向我们推荐新的作者，并在工作后期对若干章节做了批判性审读。在最初策划本书时，有关伊斯兰地图学的部分，我们得到了威廉·C.布里斯（William C.Brice）的有益帮助。近期，苏珊·戈莱同我们分享了她在印度地图绘制方面的渊博知识，并提供了原本无法获得的宝贵插图。除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4名匿名读者（伊斯兰与南亚部分各2名）提供的建议之外，欧文·金格里奇（Owen Gingerich）、托马斯·古德里奇（Thomas Goodrich）、阿巴斯·哈姆达尼（Abbas Hamdani）、保罗·库尼奇（Paul Kunitzsch）、戴维·平格里（David Pingree）和贾米勒·拉吉普（Jamil Ragep）就某些章节提供的意见也颇具价值。我们亦很感激C.F.贝金厄姆（C.F.Beckingham）、西蒙·迪格比（Simon Digby）、爱德华·S.肯尼迪（Edward S.Kennedy）、鲁什迪·拉希德（Roshdi Rashed）和福阿德·塞兹金（Fuat Sezgin）不时向我们提出的中肯建议。

随着《地图学史》项目逐渐变得庞杂——包括未来的三卷已进入委托撰写和筹备的相应阶段——我们对机构、基金会和一些个人也变得越发依赖，他们为如此大规模的一项工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金支持。本书的共同编著者特别希望感谢我们自己的学术院系和位于麦迪逊（Madison）及密尔沃基（Milwaukee）的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研究所，它们无论是在物质还是人员方面，都为本项目提供了长期的支持。我们也向那些慷慨资助本书的基金会、机构和个人表示感谢，在原书vi页上罗列了完整的致谢名单。此外，感谢杰克·蒙克顿（Jack Monckton）和肯尼思·内本扎尔（Kenneth Nebenzahl）就资金筹措向我们提供的建议，并感谢理查德·阿克维（Richard Arkway）、马尔塔扬·兰公司（Mar tayan Lan,Inc.）、乔治·瑞兹林（George Ritzlin）、托马斯·苏亚雷斯（Thomas Suarez）和马丁·托罗达希（Martin Torodash）等地图经销商，他们在其宣传品中为我们刊登了资金募集启事。

正是因为这样全方位的支持，我们才能拥有一批高水平的职员投入这项重要却十分耗时的编辑工作，从而令此书得以付梓。《地图学史》各卷都意在为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和读者提供参考的基础。例如在第一卷中，我们对参考文献的罗列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使其完整且准确。在管控此项工作的日常运转方面——包括与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以及作者、顾问和编辑的联络——我们的执行主编祖德·莱默尔（Jude Leimer）可谓是整个编辑过程的定心丸。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她的决心、组织能力，以及在晦涩的参考资料中追寻蛛丝马迹的文献学天分，我们才得以向前推进。作为助理研究员的凯文·考夫曼（Kevin Kaufman）也展现了出色的主动性和学术能力，并能极富想象力地处理大量的研究问题，为需要填补的文献空白征集新的资料。葆拉·雷贝特（Paula Rebert）非常出色地核对了本书的许多参考资料，我们还要感谢马修·埃德尼（Matthew Edney）和戴维·蒂尔顿（David Tilton）所提供的额外的研究辅助。德尼兹·巴格米斯（Deniz Balgamis）、朱迪思·贝内德（Judith Benade）、凯瑟琳·屈恩尼（Kathryn Kueny）和迈克尔·索罗特（Michael Solot）在他们的海外旅行中耗费大量时间，从土耳其、印度和埃及为我们带回了至关重要的资料。巴格米斯小姐（Ms.Balgamis）和希沙姆·塞拉米（Hichem Sellami）还在翻译土耳其与阿拉伯文本方面提供了帮助。没有视觉语言，地图学则什么也不是；本书的主要特点就是试图囊括一套具有代表性的插图。针对这项重要的编辑任务，克里斯蒂娜·丹多（Christina Dando）和贡特拉姆·赫布（Guntram Herb）不厌其烦地寻找图片，向众多遥远的图书馆征求使用许可。威斯康星大学位于麦迪逊的地理系地图实验室还为本书提供了绘制得法的线条画。

但凡经历过在大型机构内管理一间小办公室的各种问题的人，都深知苏珊·麦科勒（Susan MacKerer）成为整个项目的管理者是多么重要。无论是外交性还是技术性的重要任务，她处理起来总是得心应手且诙谐幽默。本项目在密尔沃基的办公室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埃伦·汉隆（Ellen Hanlon）绝对关键的支持，编辑工作恐怕很快就会停滞。美国地理学会藏品部（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Collection）地图史办公室协调员马克·沃和思（Mark Warhus），也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后勤支持，而在麦迪逊办公室，我们则得到了埃伦·巴西特（Ellen Bassett）、卡伦·贝德尔（Karen Beidel）和朱迪思·冈恩（Judith Gunn）在文书和图书馆方面的必要帮助。

我们很高兴能借此机会感谢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几位成员。副社长佩妮洛普·凯泽利安（Penelope Kaiserlian）总是及时且充满体谅地摆平各种行政问题；卓越的文字编辑艾丽斯·贝内特（Alice Bennett）帮助提高了文本的一致性和处理效率；还有出自罗伯特·威廉斯（Robert Williams）之手的恰当设计和灵活排版，使得文本、表格和插图的复杂搭配相得益彰。

伴随我们动力的增加，在本项目整个生命期的此时此刻，两位共同编著者欠下的工作债和人情债也急剧攀升，以至于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一些曾和我们共事的第一卷的作者——特别是托尼·坎贝尔（Tony Campbell）、奥斯瓦尔德·迪尔克（Oswald Dilke）和凯瑟琳·德拉诺·史密斯（Catherine Delano Smith）——仍在向我们提供合理的建议，而我们先前的编辑同事安妮·戈德莱夫斯卡（Anne Godlewska），虽然身在加拿大，却一直关注着我们的进展。个人层面，我们对远在英国和威斯康辛的家人造成的亏欠也难以估量。他们所给予的支持、宽容和爱是无可比拟的，令我们担心的是，随着《地图学史》占据我们越来越多的精力，他们的忍耐会不时经受严峻的考验。罗莎琳德·伍德沃德（Rosalind Woodward）在项目内部的社交活动，以及经常从外部常识的角度来解决组织问题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鉴于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读者们或许会开始怀疑本书怎么可能出现任何瑕疵。事实上会有不少瑕疵，对此我们二人承担全部责任。我们深知，在书写非西方的地图学史方面，这终究只是迈出的第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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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人对地理环境信息加工后在头脑中形成的空间认知。——译者注。

[2]J.B.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eds.,The History of Cɑrtogroph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1: xvi.

[3]Leo Bagrow,History of Cɑrtogrɑphy, rev.and enl.R.A.Skelton,trans.D.L.Paise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C.A.Watts,1964; reprinted and enlarged,Chicago: Precedent,1985）,53-56,207-8,209-11.

[4]Lloyd A.Brown,The Story of Mɑps（Boston: Little,Brown,1949; reprinted New York: Dover,1979）; Gerald R.Crone,Mɑps ɑnd Their Mɑker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ɑrtogrɑphy, 5th ed.（Folkestone,Kent: Dawson; Hamden,Conn.: Archon Books,1978）.仿佛是对这种忽略的象征，布朗一书令人不解地纳入了一幅奥斯曼时期《海事全书》中的重绘地图，将其用作卷首插图，但文本中既未对此图也未对其在伊斯兰世界的文化源头予以讨论。

[5]Sami K.Hamarneh,“An Editorial: Arabic-Islam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Journɑl for the History of Arɑbic Science 1（1977）: 3-7，尤其第7页。又见Roshdi Rashed,“Science as a Western Phenomenon,”Fundɑmentɑ Scientiɑe 1（1980）: 7-21。地图学方面，见Fuat Sezgin,The Contribution of the Arɑbic-Islɑmic Geogrɑphers to the Formɑtion of the World Mɑp（Frankfurt: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der Arabisch-Islamischen Wissenschaften,1987）更为具体的相关评述。

[6]归入第三卷关于文艺复兴时代的地图学和第四卷关于启蒙运动时期的地图学，在这两卷中，它们将被作为具有自身特质的地图学文化，以及在不同世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与欧洲殖民社会的遭遇而加以对待。

[7]Bernard Lewis,“Other People's History,”Americɑn Scholɑr 59,no.3（1990）: 397-405，尤其第397页。

[8]P.D.A.Harvey,The History of Topogrɑphicɑl Mɑps: Symbols,Pictures ɑnd Surveys（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80）,12.

[9]见下文，原书第8—10页和第296—302页。

[10]A.I.Sabra,“The Appropriation and Subsequent Naturalization of Greek Science in Medieval Islam: A Preliminary Statement,”History of Science 25（1987）: 223-43，尤其第223页。

[11]Sabra,“Appropriation and Subsequent Naturalization,”224（注释9）。

[12]Susan Gole,Indiɑn Mɑps ɑnd Plɑns: From Eɑrliest Times to the Advent of Europeɑn Surveys（New Delhi: Manohar,1989）,11.

[13]12 Gole,Indiɑn Mɑps ɑnd Plɑns, 13（注释11）。

[14]例如，见George Sarton,“Arabic Science and Learning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Their Decadence and Fall,”in Homenɑje ɑ Millás-Vɑllicrosɑ,2 vols.（Barcelona: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ificas,1954-56）,2: 303-24的评论。

[15]Sabra,“Appropriation and Subsequent Naturalization,”238-42（注释9）。

[16]Marshall G.S.Hodgson,“The Role of Islam in World History,”Internɑtionɑl Journɑl of Middle Eɑst Studies 1（1970）:99-123，尤其第103页。

[17]见第十至十二章和第十四章部分内容。

[18]Harley and Woodward,History of Cɑrtogrɑphy, 1: 85-92,203-4,261-63,340（注释1）。

[19]对《地图学史》整体框架的讨论，见Harley and Woodward,History of Cɑrtogrɑphy, l: xviii-xix（注释1）。

[20]地图集或辞典定义所赋予它的地理范围包括赫勒斯滂（Hellespont，译者注：达达尼尔海峡的希腊语古称）及乌拉尔山脉（Urals）以东，和高加索山脉（Caucasus Mountains）以南的陆地。关于现代文化史版图的任意性，见Marshall G.S.Hodgson,“The Interrelations of Societies in History,”Compɑrɑtive Studies in Society ɑnd History 5（1963）: 227-50。

[21]Donald F.Lach,Asiɑ in the Mɑking of Europe, 2 vols.in 5（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77）,1:335.

[22]Harley and Woodward,History of Cɑrtogrɑphy, vol.1,chaps.6 and 7（注释1）。

[23]“中东”一词在1902年由美国海军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率先使用。见Bernard Lewis and P.M.Holt,eds.,Historiɑns of the Middle Eɑst（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1-3，关于区域命名法的历史地理学讨论。其他有益的探讨又见Bernard Lewis,“The Map of the Middle East: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Americɑn Scholɑr 58（1989）: 19-38。

[24]因此，将伊斯兰地图学完全同阿拉伯语地区相提并论是错误的，如某些作者所暗示的：Bagrow,History of Cɑrtogrɑphy, 53（注释2），他所述的伊斯兰地图学“其所有制图者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便具有误导性。

[25]Joseph Needham,Science ɑnd Civilisɑtion in Chinɑ（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4-），尤其第三卷，Mɑthemɑtics ɑnd the Sciences of the Heɑvens ɑnd the Eɑrth（1959）；第四卷，Physics ɑnd Physicɑl Technology（pt.one: Physics， 1962; pt.three: Civil Engineering ɑnd Nɑutics, 1971）。

[26]Konrad Miller,Mɑppɑe ɑrɑbicɑe: Arɑbische Welt-und des 9.-13.Jɑhrhunderts,6 vols.（Stuttgart,1926-31）.米勒的著作也代表了许多欧洲的东方学者对区域历史地理学或重建其地名命名系统的重视。

[27]S.Maqbul Ahmad,in The Encyclopɑediɑ of Islɑm,new ed.（Leiden: E.J.Brill,1960-）,4: 1077-83.

[28]因其可能包含有关解释这些非西方社会中地图作用的实质或隐含信息。G.M.Wickens,“Notional Significance in Conventional Arabic‘Book' Titles: Some Unregarded Potentialities,”in The Islɑmic World: From Clɑssicɑl to Modern Times: Essɑys in Honor of Bernɑrd Lewis,ed.Clifford Edmund Bosworth et al.（Princeton,N.J.: Darwin Press,1989）,36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