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刘维东——小小的无名高地上

刘维东，76岁，原四野39军115师345团通信连战士，佳木斯郊区四丰乡四丰村人。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时参军，在无名高地坚守阵地，多次单独执行任务，负伤两次。1953年复员回乡务农，因儿子和妻子患病，家庭生活困难，艰苦创业种植菜地。（2006.7.11）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刘维东报名参军。入朝作战的时候，他们每人发了一袋子炒面和用铁丝串的八块熟肉，刚过鸭绿江南沿，敌人的飞机就扫射投弹，敌人用的是机关炮，牺牲的战士身上都被炸了个大窟窿。刘维东在炸弹坑里躲来躲去，连滚带爬就把肉串弄丢了，吃饭时他没有肉吃，就只能干噎炒面。白天害怕飞机轰炸，部队都是晚间行军，一宿急行军能走115里地，还全副武装，连枪带背包满载。连续的急行军使战士们都很疲惫，有的人躺在地上直接就睡着了。

这是刘维东刚参军时的照片，他参军走后，他母亲日日担心他的安危，着急上火，病入膏肓，在他复员回来没几天，母亲就去世了。

刘维东有些文化，连长就让他领大家高呼口号，领头高唱“雄赳赳，气昂昂”的军歌，鼓舞士气，振奋战士们的精神，安抚战士们由于疲劳而产生的不满和怨愤的情绪。讲到这里，他还手舞足蹈兴奋地唱了起来，神采飞扬的样子好像回到了当年，眼睛遥望着远方，里面闪动着晶莹的泪花。看来，那段历史在他的生命中是很值得留恋回味的。他说，虽然苦累危险，但是在部队那段生活愉快呀，部队真是一个“大学校”，会把人锻炼成另一个人。

新兵改编后，刘维东被分到连里当电话兵。他觉得电话兵就是架线听电话，是一个既安全又轻巧的工作。结果到了前沿阵地的时候，他才感觉到这里条件的艰苦是他们想象不到的。每天他们都躲在地下防空洞里，像老鼠似的往里面掏洞不止，然后用铁皮炮弹箱子往外运沙土岩石，运到清川江边倒入江里。有一次在运输过程中，在路上留下了一些沙土印子，被敌人的飞机发现了，随后就来了轰炸机，先开机关炮封锁洞口，接着就投弹，防空洞里被炸塌了好大一面子，黑黢黢的，人被闷在里面，没有空气，蜡烛都灭了。外面的电话线被炸断很多，轰炸刚停止，班长马上就开始喊人去执行任务，喊了半天没有人答应，有的人被炮弹震晕了，有的人则是害怕躲避了起来。喊到刘维东的时候，他“嗷”一声站了出来。班长命令他马上出去接线，他二话没说就接受了任务。坑道的洞口被炸塌了，憋在里面出不去，他就拼命用手挠，找到一个锅底坑，那里面的松木支撑被炸塌的岩石泥土压得嘎嘎直响，非常吓人，他找了半天找不到出口。班长喊他到南出口那里看看，刚爬到门口，他就发现地下有个定时炸弹，有酱缸那么粗，他赶紧趴下，看了半天没有响，起身就跑出去了。他说，天上敌人飞机继续进行空中战，这个时候美国飞机投的炸弹由大的变成了小的，扔到下面的时候，都是在人的头上两米左右爆炸，专门炸地面上的人，炸得到处一串串开花。他冒着危险从一个防空洞跑到另一个防空洞，一边躲避一边寻找，把一处处炸断的电话线都接通了。

刘维东每讲起抗美援朝那段战斗历史时就会激情振奋。他说，那是我人生最值得回味的历程，是解放军这个“大学校”把我培养成人，我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他还要告诉儿女珍惜现在的生活，他说幸福都是老一辈人用苦难和鲜血换来的。他还遗憾地说：“可惜呀！现在有些人把这些都忘记了，他们不理解、不珍惜……”

刘维东身受两处伤，没有定上残疾等级。他说：“当时没有要，那时就不想给国家添麻烦。”他指着腿上的伤疤说：“我受的伤都不重，也是轻伤不下火线。最难熬的是在坑道里吃不着蔬菜，常年受潮，浑身得了不少病，头发都掉没有了。”

班里要给他嘉奖，同志们都说他思想进步，执行任务坚定勇敢。他说，我也没有别的思想，就是想一心一意保家卫国。后来在无名高地守备打阵地战的时候，班长命令刘维东一个人去执行接线任务。从那次成功完成任务后，班长就对刘维东很信任，他交给刘维东的任务都是十分艰巨的，而刘维东每次都是豁出命来完成任务。刘维东说：“当兵的就要无条件地执行任务！”敌我阵地双方两个山头挨得很近，过去50多米那边就是美军阵地。刘维东背着卡宾枪带着电话机，爬到敌人的阵地边上，都能看到站岗的美国兵了，他边隐蔽边顺着电话线寻找被破坏的电话线。不巧前面遇到了一条十几米宽的河，他想，过去就得暴露目标，可能就被敌人封锁的火力给打死了，不过去又完不成任务。他横下一条心，心想，要下定决心过去完成任务！他说：“我倒不是不怕牺牲，可完不成任务怎么有脸回去呀！牺牲就牺牲吧。”他就一咬牙跳进冰冷的河水中。还好河水不深，刚到脖子，他边隐蔽边走，费了好大的劲才在一片水田里找到线头。这时候敌人的炮弹满地炸开了，他就想快点接线，就什么也不管了，来不及拿工具，就用牙咬线皮子把两股线接通了。在他绕道回部队山尖上的防空洞时，刚走到半山腰，敌人的冷炮开始轰炸，他就听到“唰”的一声，一发炮弹落在身边爆炸了。醒神后他就觉得脸有些不好使，结果颧骨摔歪了拧了个劲，手腕子被划了一个大三角口子，还血流不止。他当时想，出血不要紧，胳膊没有炸断能够写字就行，身上棉袄被炸飞了，他觉得后腰有些发木，伸手一摸是个炮弹皮子卡在上面了，用手往下拿的时候还烫手呢，抠出来一看，原来炮弹皮是横着拍上去的。他说，要是炮弹皮竖着顺茬从肚子进去，那肠子非得打冒出来不可。他是爬着回到部队的，大腿摔得不好使了，从冰冷的河水里蹚过去，浑身冻得僵硬都回不过弯来了。班长心疼地把他抱过来烤火温暖身子，4个小时过去了，他耳朵还嗡嗡直响。

刘维东和战士们在无名高地上顽强地坚守了五六个月。前沿阵地上，敌人铁丝网上的罐头盒子响和美国人唱歌都听得一清二楚，他们精神高度紧张，就藏在高地坑道里监视敌人，还要找时机去敌人阵地打游击，抓俘虏，缴获枪弹和物资。大冬天坑道里很冷，很多战士把脚都冻坏了。他们从来没有脱过衣服睡觉，生的虱子一抓都是一把一把的，虱子多抓不过来，他就捡些破绷带裹在身子里面，等虱子爬满了要钻到肉里的时候，就把爬满一层虱子的绷带解下来扔掉。敌人封锁严密，物资运不上来，经常吃饭断顿。有一次三天三宿没有吃饭，天下大雨，清川江的水都涨到了电线杆子头上，上面横担上挂的都是草。后勤为了给他们阵地上送给养，派很多人蹚水过江，运输工具是破木头盆子和木头板子，用铁丝绑上运送粮食和蔬菜。他们亲眼看着那些战士无所畏惧地冲到激流中，无论是会水的还是不会水的，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冰冷的大水连人带物全冲走了，没有救助的，也没有退缩的，即使被水淹没了头顶，他们还坚定地死死抓住物资不松手，最后那些战士一个也没有过来，都被冲走壮烈牺牲了。刘维东他们看到这样感人的场面，都心疼得哭了，为了那些可亲可爱的战友，他们这些坚守阵地的战士们不再叫苦埋怨，就是再苦再饿也都咬着牙坚持。

刘维东说阵地上的条件十分艰苦。有一次，他饿得昏迷了，忽然看到有饭送来，没有碗盆就急忙捡起老乡被炸碎的碗碴子装饭，狼吞虎咽就着生黄花菜连吃了7碗，当时就吃出了胃出血。阵地上没有水，水沟子在敌人阵地下，他们就冒着生命危险去弄水，没有工具就用雨布往回兜水，敌人用枪炮封锁，把战士打得直骨碌，牺牲了好几个人。敌人封锁得严密，伤员都不能被及时送下去。有一次刘维东从营部出来，看到坑道旁有一个受伤的战士，脑袋耷拉着，脖子被炮弹皮子砍断了，还在等着向下送，都好几天了送不下去，眼看着最后牺牲了。

刘维东说，开始攻打无名高地时，战士们都憋足了劲头。我军在半山腰口抠了两个大山洞子，部队先隐蔽在那里。冲锋号一响，战士们突然就从半山腰冲出来，一直猛攻登上了主峰，包括担架队和通信连全体参战，上去的人有1 500多人，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反攻的时候，友邻部队给予配合，炮弹都是用人背到山上去的，集中了500门大炮打了3分钟，这边打炮那边就冲上去了，团长连长亲自指挥，那场面就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那样，直接用无线电步话机联系。冲到顶峰的时候，美军用降落伞将照明弹挂在半空中，一个个像暖瓶那么大，照得像白天一样。敌人疯狂扫射，还动用了全部坦克战车，就看满山坡都是战士，炮弹来了有的人躲到山洞里，躲不及的就都被扫射到了，牺牲了很多人。受了伤的就往下抬，运送不走的就安置在山洞里，然而由于救治不及时运送不走的伤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牺牲了，坑道外面牺牲的战士用白布单子盖着，白花花老大一片。战斗结束后凡是参加无名高地战斗的都立了三等功。因为高地是敌人控制我军的要塞，敌人死守，封锁好几个交通要道，人车都过不去。打了一天一夜，我军的进攻最后大挫了敌人的锐气。后来二野的部队来换防，我们的部队退回70里地，然后再挖坑道，再整训，再打，一直打过三八线。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刘维东到大连陆军医院治疗。他说，就是那次三天三夜没有吃饭，后来一下吃得太多了，得了胃出血。此后，老是吐血，后来就复员了。1954年他复员被分配到邮电局工作，1962年困难时期，国家下放干部到基层，他说我是党员军人，当时就报名响应号召回乡务农了。

刘维东有5个儿女，现在和两个儿子生活。一个儿子是50岁的精神病，一个是40岁没有找到对象的光棍。几十年了，他家境比较困难，但也很要强，很少找政府，他说自己毕竟是党员！大儿子20多岁的时候患精神病，天天闹腾屋拉屋尿，打人甚至拿刀要杀人，关到屋子里他就放火烧衣服、被子。他母亲看他放火就用烧火棍子打他，他却用擀面杖把他母亲脑袋打了个大口子。刘维东管教时他还狠狠还手，气得刘维东狠揍了他一顿。一说及这个大儿子，刘维东顿时两眼汪汪盈泪。每天，他都抽空和大儿子待一会，很怕有什么三长两短。眼看自己时日无多了，他怎么能放下心呢。

正在做农活的刘维东。

刘维东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人告诉他信主吧，上帝能够解救你的贫穷和荒凉孤寂的心灵。他坚定地说：“我什么也不信，就信共产党！”前几年给大儿子治病花了不少钱，他母亲被他折腾得得了脑血栓，花了不少钱也没治好，8年前就去世了。他一共拉下了1.7万元的饥荒（债），还不上债，人家要拿他的房子抵债，他没有办法就用自己的优抚金做老本抵押还债，让另外两个儿子帮还，到现在还剩2 000多元没有还上。

刘维东现在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那仅有的3亩菜地上，他在这里建了一个大棚，期望地下生“金”，给子女留下些东西，他想耗尽自己最后一些力气来支撑残破的家庭。他住在大地里阴暗的地窝铺里，每天只有一台破旧的收音机陪伴他，他总想听听中央还有什么新政策，他盼星星盼月亮，等待着春苗的萌发茁壮，期盼着秋天的收获，能再次看到儿女们幸福灿烂的笑脸，以此来慰藉九泉之下到死都没有瞑目的妻子。他说，我要种大棚脱贫干点事情，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让党和政府养活我。

刘维东本不想给人添麻烦，可是他没有援助就无法渡过难关，他琢磨了几个昼夜，这才张口要求乡和村里支援。这时刘维东高兴得逢人便说，还是党和政府好，等到我成功的时候我要圆梦，好好宣传表扬那些拥军优属，落实党的政策的模范。他还需要一点棚杆和地膜，缺口是6 000多元钱，他就自食其力，大冬天，下地上山去割苕子，编筐扎笤帚卖小钱积攒。我二次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在山上割苕子，是他儿子领着我，从山上把他找回来的。春天的时候，他高兴地给我来电话，说大棚已经落成栽上小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