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十八岁（一九〇四年）暑假后，又任爱国女学经理，并约我从弟国亲及龚未生、俞子夷诸君为教员。自三十六岁以后，我已决意参加革命工作，觉得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爱国学社中竭力助成军事训练，算是下暴动的种子。又以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于爱国女学，预备下暗杀的种子。一方面受苏凤初君的指导，秘密赁屋，试造炸药，并约钟宪鬯先生相助，因钟先生可向科学仪器馆采办仪器与药料。又约王小徐君试制炸弹壳子，并接受黄克强、蒯若木诸君自东京送来的弹壳，试填炸药，由孙少侯君携往南京僻地试验。一方面在爱国女学为高才生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历史，并由钟先生及其馆中同志讲授理化，学分特多，为练制炸弹的预备。年长而根底较深的学生如周怒涛等，亦介绍入同盟会，参加秘密小组。
我三十九岁（一九〇五年），又离爱国女学。嗣后由徐紫虬、吴书箴、蒋竹庄诸君相继主持，爱国女学始渐成普通中学，而脱去了从前革命性的特殊教育。
四十岁（一九〇六年），我到北京，在译学馆任教习，讲授国文及西洋史，仅一学期，所编讲义未完，即离馆。
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一年），又为我受教育时期。第一年在柏林，习德语，后三年在来比锡，进大学。
四十六岁（一九一二年），我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两项却完全不同。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用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学部旧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改教育部后，我为提倡成人教育、补习教育起见，主张增设社会教育司。
我与次长范静生君常持相对的理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我那时候，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生进大学时甚感困难，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又鉴于高等师范学校的科学程度太低，规定逐渐停办；而中学师资，以大学毕业生再修教育学者充之。又以国立大学太少，规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见一种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俟所研究的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此仿德国大学制），但是各大学未能实行。
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我认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迄未实行。而我任北大校长时，又觉得文理二科之划分甚为勉强，一则科学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一则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所以北大的编制，但分十四系，废止文、理、法等科别。
我五十一岁至五十八（七）岁（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一六年，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要我回国，任北大校长，遂于冬间回来。到上海后，多数友人均劝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我从少数友人的劝，往北京。
北京大学所以著名腐败的缘故，因初办时（称京师大学堂）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对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我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并提倡进德会（此为一九一二年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汪精卫诸君发起，有不赌、不嫖、不娶妾的三条基本戒，又有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饮酒、不食肉、不吸烟的五条选认戒），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
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授，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渐充实。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美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甚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而那时教员中能授比较法的，只有王亮畴、罗钧任（文干）二君。二君均服务司法部，只能任讲师，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盘改革甚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鲠生诸君来任教授后，始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学，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
那时候，受过中等教育的女生，有愿进大学的，各大学不敢提议于教育部。我说：一提议，必通不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就首先兼收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默许了。
我于一九二三年离北大，但尚居校长名义，由蒋君梦麟代理。直到一九二六年自欧洲归来，始完全脱离。
我六十一岁至六十二岁（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任大学院院长。大学院的组织与教育部大概相同，因李君石曾提议试行大学区制，选取此名。大学区的组织，是模仿法国的。法国分全国为十六大学区，每区设一大学，区内各种教育事业都由大学校长管理，这种制度优于省教育厅与市教育局的一点，就是大学有多数学者、多数设备，绝非厅局所能及。我们心醉合议制，还设有大学委员会，聘教育界先进吴稚晖、李石曾诸君为委员，由委员会决意，先在北平（包括河北省）、江苏、浙江试办大学区。行了年余，常有反对的人，甚至疑命名“大学”有蔑视普通教育的趋势，提议于大学院外再设一教育部。我遂自动辞职，而政府也就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试办的三大学区从此也取消了。
我在大学院的时候，请杨君杏佛相助。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明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正与一九一二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践，以他所长补我之短一样。
大学院时代，院中设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后来移交中央研究院，近年又移交中央图书馆。
大学院时代，设国立音乐学校于上海，请音乐专家萧君友梅为校长（第一年萧君谦让，由我居校长之名）；增设国立艺术学校于杭州，请图画家林君风眠为校长，又计划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但此会开办时，我已离大学院。
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
我于六十一岁时参加中央政治会议，曾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诸君提议在南京、北平、浙江等处设立研究院。通过南京一院，由大学院筹办，名曰国立中央研究院，一九二八年开办，我以大学院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我离大学院后，专任研究院院长，与教育界虽非无间接的关系，但对于教育行政，便不复参与了。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一期（一九六七年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