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创新与不足

通过借鉴和分析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本书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一些改进：

1．选题的创新

已有文献大多是研究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关系，财政支出和私人投资的关系，极少涉及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而这三种关系是截然不同的。笔者选择研究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是因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作为一组区分投资主体的概念范畴，与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等）”、“政府与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共通之处，因此赋予本研究以更大的现实意义和更高的研究价值。

2．概念界定的创新

一直以来，学者们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概念界定无法取得一致，有人将政府投资与公共投资或财政投资混淆使用，也有人将民间投资理解为社会总固定资产投资或企业投资。基于已有观点，本书以全面性和精确性为准则，综合考量，权衡轻重，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给出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规范定义。

3．理论模型的创新

理论模型是分析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实证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本书也花了较大篇幅对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相关理论模型进行深入研究。在总结和改进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第4章探讨了最优社会投资结构理论、改进的IS-LM模型、扩展的AD-AS模型、世代交叠模型（OLG模型）和总量动态最优化模型五个模型，这有助于形成对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关系的经验性认识，为后面章节的实证分析作了铺垫。

4．计量方法的创新

为了使实证结果更加精确、更具说服力，笔者尽可能选择一些较前沿的方法，如第5章用DAG方法验证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间同期因果关系的存在性，第6章利用SYS-GMM统计量对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当然，计量方法终归只是经济学研究的一项工具而已，它虽有助于解释或说明问题，但是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

5．研究角度的创新

和其他研究相比，本书不仅分析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总量关系，也分析了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结构关系；不仅分析了政府投资、民间投资、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短期静态影响，也分析了它们之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这是国内同类研究中所没有的。

然而，由于一些暂时无法克服的困难，本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如：

（1）我国政府投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民间投资从中逐渐分化并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统计观测指标体系并未及时给出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调整数据。基本数据的不足导致我们无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如分析不同行业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最优比重、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关系。在已有文献中，一般是用不同经济成分的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很显然，这一方法并不十分精确，因为政府和民间的投资并不全部是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问题在短期内仍难以克服，我们只能用尽可能接近的数据去衡量，以求得近似准确的结果。

（2）一般认为，政府投资流量和政府投资存量都会影响民间投资行为，仅从某一角度进行研究会导致结论的片面性。譬如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新增投资会改变民间投资者的心理预期，从而促使他们做出投资或不投资的决定；而已有的投资，如修好的道路、机场等，同样会对民间投资产生影响。但是技术的有限性使我们很难通过实证分析同时准确捕捉上述两种效应，一是因为投资流量和投资存量的数据均难以获取，需要进行烦琐的计算和估计，工作量巨大；二是因为无法构建一个同时包括流量和存量两个因素的基础模型，这也是笔者后续研究的难点和突破点。

（3）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是以主体不同来划分的两种投资，其中政府投资包括财政投资、政府部门投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投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辨别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投资。在经过改制重组后，国有企业不再是国家独有，而是按照国有股权和私有股权的比例被国家和私人所共有，这样的话，国有企业的某一项投资是应当计入政府投资还是民间投资?合理的做法是，按照股权比例分别计入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但这是一项十分精细的工作，难度极大。考虑到目前的国有控股企业中，国家均凭借最大资本比例或相关协议对企业享有实际控制权，企业投资决策大多体现着国家意志。因此，可以将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全部计入政府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