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谈故录

——大可、长虹通信选辑

钱克仁（大可）（1940届，数学）庞曾漱（长虹）（1942届，外文）

钱克仁，别名陈大可，是黑白文艺社在广西宜山恢复活动时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喜闻何友谅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消息，不禁往事历历，迅笔疾书，给编者寄来许多封长信，现按钱兄意见，将编者复信中若干补充一起编入选辑发表，作为一瓣心香，敬献于烈士的亡灵之前。钱兄自浙江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数学教学与科学研究，虽年过八旬，记忆清晰，体健笔勤，值得庆幸。

初识友谅

大可：我的思绪深深陷入了过去，停不下来，想到友谅，立刻出现束星北的形象，束教授与友谅是何微妙关系？记得的人恐怕不多了。1939年1月，汪精卫离开重庆，发表“艳电”之后，浙江大学师生在宜山文庙的第二进石板地的大院里（也就是“泮池”的地方）开过一个自发性的集会，到的人不少，那时黑白社已经恢复活动，“核心”（指拓荒社亦即后来的马列小组）也已组成。这个会不知何人所发动。周存国和我都在场，我们观察动静，都没有说话，开会时间似是周末一天的晚饭前，天是阴沉沉的。束星北教授首先慷慨发言，以后有多人发言，何友谅的发言最为有力。他们的发言抒发了满腔爱国热情，引起群情激奋，最后决定由束教授起草，师生联名发表反汪宣言，声讨汉奸。

长虹：束星北是有名的物理学家，在爱因斯坦身边待过，在浙江大学任教时，讲课之精辟，人所共赞，他不仅教给学生知识，而且教给学生思维的方式，从他为师，定能成才。可惜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李政道回国多次想见这位老师，不可得。束星北后被重新安排到青岛一家医院去修理医疗器械，也算是使用了李政道的老师的才学。后来得到“改正”，没过几年便去世了。我曾去青岛访他，束身体尚佳，那时离去世已不远了。

大可：事后“核心”在周存国住处开会，分析“艳电”在校内的反响，结论是形势很好，师生自发集会，议论国政，符合中共提出的“反日反汉奸”的要求，全民抗战的最后胜利有望。在家破山河碎的严重关头，国民党的头面人物跳出来要当汉奸，如若我们被法西斯专政压得没有人敢说话，岂非人心死绝！会上我向大家汇报了何友谅其人在一年级中文系，是可以团结的对象。果然，后来在反汪事件中我们接近了他，还认识了另一个中文系的王天心（后名王知伊）。两人都加入了黑白社。第二任社长滕维藻病了，潘家苏暂代，新学期开始，大家商议选何友谅为社长，社员大会一致举手通过。后来连选连任，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

长虹：到了遵义，环境形势都变了。周存国提醒，黑白不可能大发展了，小组会可以采用半公开形式活动。于是筹划另立了塔外画社和铁犁剧团，吸收那些战地服务团回校热心参加社团活动的积极分子。大家唱歌咏队发展很快。黑白不开全体大会，也就没有再重选社长，何友谅一直担当着社长的名义。他在新学年中当了学生会出版股长，主编《生活壁报》。《生活壁报》是周存国在“核心”提出来的，虽是自由张贴，也要主编，何时常撰写评论。费巩支持《生活壁报》，定了制度，使它成为学生会的自由论坛。他认为言论自由是公民应有的权利，应该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珍重自己的也要珍重他人的这种权利。我们那时表面上算享有集会结社的自由，然而实际上是在特务、警察的监视之下。友谅是法西斯统治下的牺牲者，他代表我们大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想起了就难过。虽说“要奋斗总要有牺牲，死人的事是常有的”，我认为奋斗是必要的，我们纪念他，就是要继承这种奋斗精神，死人的事是应该尽力避免的。

反日、反汉奸

大可：你信中提到友谅之死，我也难过。虽已停笔多日，言犹未尽。反汪大会后没过几天，一位国民党的张教授在“国防地理”课上说：“反汪大会上一些言论是反国民党的，所以是和汪精卫一个鼻孔出气。”于是学生哄然，文庙门口贴满了大字报，批判张教授的议论。有两个史地系的学生竟然为他们的老师辩护，于是文庙进门左侧的平房里又贴满了要开除这两个同学学生会会籍的大字报。竺校长从外地回到宜山，在纪念周上就这种事讲了话，仍未解决问题。我举出“一二·九”时的例子，提议召开学生会代表会和干事会联席会议，讨论这两个同学的问题。会议由两会主席孙翁孺和陶光业主持。地点在标营旁的草棚教室，时间是1939年1月下旬某晚。工友们点燃了汽油灯，桌上铺了白布，还给我们送茶水，递来热毛巾等等，默默地支持我们。

张教授要来与会解释，我们请他稍等。他只得在会场外空地上披着围巾踱步静候十多分钟。他进会场来说话傲气十足，声称他是学生反对不掉的，因为他是立法委员云云。代表和干事们和他争辩约半个小时，孙翁孺讥他为官僚。会上对两个同学做了“留会察看”的处理。这个联席会议是成功的，打击了反动气焰，浙江大学学生公开提出反日、反汉奸的口号。

长虹：这次事件大字报起了表达民意的作用。我想起1937年我在牯岭复旦大学借读，形势危急时复旦决定西迁，学校里到处贴满了“到西北去”（指去延安）、“到抗日前线去”的大字报，从校舍一直贴到山崖路边。那时复旦学生和全国各地学生一样，像潮涌一般奔向延安。大字报的号召作用真是不少。

学生自治会

大可：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的信誉是“一二·九”打下的基础。竺可桢校长后把学生会看作联系全体学生的纽带，也是办好学校的助手。学校西迁时井然有序，学生会是起了作用的。学生会向有民主传统，按系别选举产生代表，代表会选举产生两会主席，干事会主席在同学中遴选有专长的热心分子当干事，组成干事会，它有完善的机构和一套办事制度，从来是一个团结全校同学，办事认真负责，按民主原则决定行动指向的组织。

长虹：在孙翁孺任期内，我听说学生会任务的大辩论是高昌瑞在代表会里提出的。那时我是新生，还没有开课（新生1939年1月才开课），你们开大会，我只在门外张望，只见老高发言激昂慷慨。后来周存国通过庞曾溎来问我愿不愿做学生会工作，还说“抗战时期不应该埋头读书”。我对蒋介石压制爱国行动的口号，什么“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早就反感透了，所以我立刻同意了。干了学生会工作并没有影响学习，后来加入了“拓荒”，还要求每人非读好书不可，人人要做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同学中起进步作用。现在回想，那次大辩论是非常重要的，为全校掀起救亡工作的高潮，为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开了大道。

宜山的特点

大可：我们在宜山工作能顺利开展的关键是全国的形势和宜山的特点。从全国谈起，再来认识宜山。抗战一开始，国共合作的形势是好的。南京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迁重庆——称为陪都。江浙许多机构、学校也纷纷内迁。武汉是个重镇，是溯江而上的必经之路。共产党在此设办事处，周恩来、叶剑英都在武汉。郭沫若任军委第三厅厅长，同许多文化人如救国会七君子等都一起在武汉。长沙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主任是徐特立。武汉、长沙、南昌等大城市成立了各种救亡团体。伤兵医院、难民收容所、战时儿童保育院等都是救亡团体的服务对象。满街唱着“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歌曲。气氛十分热烈。相当多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其眷属拥挤在这个重镇的市郊各处高楼、林园、要地，似有与敌人作殊死一战的决心。1938年春，台儿庄大捷，战地记者范长江发表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报道。救亡团体中讨论抗战形势，学习共产党出版的书报杂志是公开而又很普遍的。书店里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刊任市民、学生阅读。我那时无心读书，在长沙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办的军人服务部，领导人是刘良模，他是与邹韬奋等人一起的救国会骨干分子。刘知道我是个大学生，告诉我说牌子是青年会，做的是救亡工作。于是，我跟着他干，为伤兵医院办俱乐部，时常能听到左派名人的讲演，还曾和他一起当译员随史沫特莱去医院慰劳。看书和听左派名人的讲演使我长进不小。当时好景不长。1938年秋，国军不抵抗而节节败退，保卫大武汉是空话，许多人跑往重庆，有些人不便去，便经长沙去桂林、广州、香港。11月长沙大火，形势每况愈下。浙江大学在形势最紧的时刻，比较从容地从江西泰和迁到宜山安定下来。广西地瘠民贫，壮族居多，生产落后，基本没有工业。宜山没有电灯。山多地少，喀斯特岩山、溶洞很多。地方经济很大一部分靠云南、贵州两省鸦片过境征收烟税来维持。广西桂币与中央币之比是2比1。桂系头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雄与蒋介石不是一条心，他们与广东、云贵军阀也不是一条心。他们对抗战的态度比国民党积极些，因此对左翼文化人到桂林等地尚宽容优待。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在桂林早有分店。浙江大学初到宜山借用文庙作教室，只见大殿和各个房里堆满了竹扦，这种竹扦长两尺多，两头削尖，当地人说那是长官要每家每户做的战备物资，敌人来犯时用作阻止敌军前进的障碍物。1939年冬，浙江大学学生战地服务团走进昆仑关时，看见关上有炮台，炮口是向北的，这些炮是防贵州军的，目的为确保关南城市如南宁等地的安全。

李、白、黄为确保自己的地方势力，积极组织、发动民众，注意民众教育，所以我们办民众教育是符合他们的需要的。一般来说，宜山比贵州遵义街道清洁些，人民有精神些。壮族不抽鸦片。中小学生都穿灰布制服。城里有三所小学、一所中学。我们借用庆远中学做临时宿舍，天不亮就听到学生集合、上操、唱歌声。“起来，同胞们，起来和鬼子拼”，“只有战，只有拼，才能死里求生”，街上老百姓也唱这支广西人的抗日歌曲。民众经常要开会，保甲长很有权威。他们办的民众学校和识字班质量是不高的。

浙江大学来到宜山，由于全国形势和广西的特点，加上一些参加过抗日工作的同学返校复学，把外面抗日救亡的气氛与做法带进学校来，又得到地方上的欢迎，因此以周存国为中心的秘密小组才可能渐渐形成。几个人谈论几个小时是普通的事，当地政府根本不来管。开个小会，个别接触是较自然的。校内尚未成立三青团，有些反动小喽啰，活动是隐蔽的，而且邪不压正。我们通过黑白、黎明推动学生会的工作路线和组织的活动大多是顺利的。

黑白与核心

大可：我脱离长沙的工作返校复学，钱炜脱离南昌的救亡团体考入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动乱一年之后，全家在宜山团圆了。

我那时在宜山标营有个铺位，恰好周存国亦从延安回来了。周与我本是土木系的同班同学，感情是好的。他在延安也当过史沫特莱的译员。（顺便告诉你，史沫特莱的中文名叫施爱德，在长沙她送我一张中文名片）连着好几个晚上周与我在宿舍大摆龙门阵，各谈在校外的许多见闻，哄满了一房间的人来听我们“吹牛”。当时有人有兴趣，我就把凯风著的《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小册子借给他看。我们的吹牛引起同学很大兴趣。周与我同去看由浙南回来的姚凤仙，他是和贵畹兰兄妹两人同去浙南搞黄绍雄的新政建设的，当时贵兄是共产党员，不幸在当地病故了。姚旅途劳顿，病倒在宿舍，躺在病榻上和我们谈话。她建议我们去约周微林谈谈。微林详细地谈了许多校内同学的情况。交通大学转来的高昌瑞也来和我们交换意见（他参加上海地下学联工作，被交通大学除名，转来浙江大学）。存国、风仙、微林、昌瑞和我五人碰头谈了几次，决定联络天目山（1941级所在地）的呐喊团恢复黑白社的活动，那时全校只有呐喊团在做救亡工作，他们组织步行宣传队，从江西走到宜山。你老兄曾溎也参加了，接触了老百姓，见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知有抗战，只知交公粮，感动得说出“要为祖国和老百姓效力”的豪言壮语来。他与呐喊团的人一起加入了黑白。黎明歌唱队同时恢复活动，由我出面在庆远中学教唱抗日歌曲，打算学会了去教广西老乡。

黑白恢复活动之初是组织哲学讨论，也讨论人生观问题，后来老社员加新社员人数增加到一定规模，便选举滕维藻为社长。下分各类学习小组，约1—2星期讨论一次，一次在文庙西侧的教室里黑白的十来个骨干提出想办一个壁报，提个什么名称呢？周存国或周邦立提出“卫星”二字，不言自明，它将绕着共产党转，大家都说好。壁报两星期出一次，挂在文庙大殿的一侧，每期篇幅约16—20张300字的稿纸。每期必有周存国写的短评，精辟有力。其余诗、文、漫画、通讯都精彩，引来不少读者。刊头有刊名和黑白社的图章。后来改为油印本，周微林和顾源都写得一手好仿宋，周存国用小册子精心印刷，然后装订成册。

高昌瑞在大辩论之后以学生会服务部身份和王爱云积极筹划义卖。文庙进门处像拍卖场一样，师生竞相争购珍品，抬高价格，为抗战将士募得可观的一笔钱，竺校长也有贡献。我祖母义卖粽子，“钱宝琮老太太义卖粽子”的大幅横标挂到街上，还挂到文庙门口，卖粽子共得百元。这次义卖活动之热烈大大激发了当地群众和全校师生的抗日救国的热情。晚上学生会在文庙教室里办民众夜校，黎明队员教歌认字，那时浙江大学学生大约400人，黑白30—40人，黎明50—60人，因此黑白、黎明在学生会的活动中是能起些作用的。1939年1月的反汪事件中，情况愈加显示出来了。

在上述活动的同时，存国、风仙、微林、昌瑞、维藻和我在标营草棚教室里开过三天（三次）会，郊外僻静的地方也去过。昌瑞有个发言，大意说：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大家对国家的前途有共同认识，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存国提出要有一个组织，是没有共产党正式领导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组织。如果有了党的领导这个组织就自行解散。存国谈到事情多了要有分工，于是有总务、宣教、组训三个名称的提出。1939年4月前后加入的人多了才有正式人选。我是总务，哲民是宣教，组训是存国还是邦立？已记不清了。有人说存国从来不担任职务，但大家公认他是我们的中心。整个组织没有名称，有叫“团队”或“核心”的，但亦不大叫它。

长虹：周邦立从来称它为“拓荒”。他还说，最早他主张称马列小组，1940年后才被采纳。我加入时，周存国给我看了拓荒社的章程，是学习马列主义的秘密团体，因而每人需有一个别名，不使别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你记得五个人的别名，我还可补充一些。周存国是柯漓，姚凤仙是冯茗，周微林是白渲，钱炜是金希健，高昌瑞是王美（原名有“王”字旁），吴恕三是舒山，周邦立是孟晋，陈天保是胡大乐，我不记得其余人的别名了。那次会上还提出同志之间最好不要过分亲密或谈恋爱。会后共同筹备今后工作。我记得讨论“艳电”之外，还讨论了选何友谅为社长以及学生会竞选的问题。那时要求每人到社员中去或周围熟悉的同学中去做“影响”工作，不可简单从事。我第一次接触“个别影响”这个工作方法，使我日后受益匪浅。我一直认为不论在什么工作岗位，当支书或普通党员，党的决定从来应该通过工作使群众接受，而后以民主讨论的办法使其实现。从来不应该是行政命令强迫非党员照办。即使党掌握了政权也应如此深入群众，才能真正体现党的领导。

新知书店与陈敏之

大可：我家1938年秋搬到宜山，在西一街乐群社西首租了房子，楼下空着，新知书店要来开分店，我同意了。书店负责人陈敏之只有19岁，书店卖的书除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的外，延安出版的应有尽有：《解放》、《理论与实践》、《群众》，还有别的杂志都放在桌上、架上，任人阅读。常常有人到书店来看书，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买书的人不一定多，陈敏之对学生非常客气，有些书还可以打折出售。这个书店一开，浙江大学师生知道了许多抗日的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陈对我们一家人很客气。来了新的书报杂志，总是上楼给钱老先生看看。警报响了，又陪我家的人去城外溶洞躲避。我祖母、母亲、妹妹义卖粽子是陈敏之动员的，横幅也是他做的。每天书店打烊之后，他就把汽油灯移到后屋。我常去和他聊天，听他讲许多道理，也向他讲校里的情况，他也不客气地说他自己的看法。我们的壁报称“卫星”，他说“太露骨了”，似说我们幼稚。现在陈敏之是位研究城市经济学的学者，他是较早提出开发浦东的人。我又知道他就是顾准的亲弟，《顾准文集》就是陈敏之编的。

黑白社最早的一批书是社友们自动拿出来让大家阅读的，相当一些来自这个书店。文艺读物有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等的小说，大家轮流着看，看后热烈讨论。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读物，不论通俗本、小册子或大部头都是公开看的，黑白社外的同学也看。有些大部头的书不是短时期内可以看完的，热心人便把它化整为零，钉成小本，大家分着轮流看。这些书最早放在东八街周存国的住处，后来我在文庙斜对面的小姑家有了一间小屋，书就搬到我的小屋来。这小屋是大家帮我布置的，大家也需要一个活动场所。

一次我在这小屋里招待过一位延安来客，他凭一张条子找我，上面写着“请照顾他的食宿，适当时候为他安排去桂林的车子”。我一切照办。从书店说到看书和小屋中的活动，那时的环境是多么宽松，反共高潮一来，我们连同广大爱国同学，恐怕有些措手不及，难以适应。

我当学生会主席

大可：我当学生会主席是核心决定的。作为数学系的老代表，我在代表会上顺利地当选了。于是“核心→黑白、黎明→学生会”的工作路线执行得非常顺利。每有任务，我先请学生会秘书黑白的梁德荫发表意见，有时还请他先提个方案，然后在核心讨论，使之周密。再拿到干事会去贯彻。同学的生活福利、医卫事务我也过问，另一位秘书戴行钧是好助手，此类事他全包了。我这个出头露面的角色，从校长到工友以及同学中左、中、右都能搭得上话，去学校各机构办事有特殊条件，谁都信任我这个教授之子。

在核心里，大家以周存国为中心，许多事都是在东八街他的住处商量的，如：干事会人选、经常性抗日宣传、募捐、义卖、慰劳抗日军队、民众夜校、参加当地的抗日二周年纪念、庆祝双十节时演出的剧目、呼的口号，以及去大塘的步行宣传队和战地服务团等等。

1939年的暑假有两个半月，我们发起成立暑假工作队，得到校长的同意。事前向他请示，事后汇报，校长日记中都有记载。第一队去德胜伤兵医院慰劳，先发起募捐，制作了百余顶蚊帐。陶光业是队长，梁德荫是总务，我也去的。医院负责人知道我是学生会主席，许多事都找我，梁代我做了不少工作，全队工作进行得很出色。最后，周微林、潘传烈、庄自强、戴行钧、陆曼琦和我留下来给医院办了个俱乐部，并发动当地青年今后要为伤兵做好事。第二工作队去怀远镇办妇女识字班，核心派大乐、长虹负责。大乐当选为队长，学校派教育系吴志尧作指导。他不常去，我和高昌瑞倒成了指导员。高为照顾核心的工作，毕业后应聘到怀远通讯兵团当无线电教官。他常去了解你们在队里的“个别影响”工作。你们像当时的救亡团体一样，宣传、社会调查、妇女识字班，还和当地国民党党部配合工作。工作之余读书、练习唱歌，那些书和歌曲都是黑白和黎明推荐的。你们住在怀阳公园的一个大厅里，左右两边是宿舍，中间开会吃饭，自理伙食，生活井井有条。在那里过了两个月。据说最后的师生联欢会开到晚上十二点不肯散，广西妇女唱不完的山歌，散场后一路上还在唱个不停。国民党党部开商会抓汉奸，当地农村妇女难产都来找你们帮助，张泽琏在商会玩手枪走火打伤了朱祖鳌的事你想必还记得。发生此事时我正好在场。他们责怪你们开枪放跑了汉奸，我责备他们不该把上了镗的枪放在桌上。对方理屈，找军医来给朱打针，取出子弹，这事好险！有个特务学生向你和盘托出他加入特务组织的事，你回来向我报告，我说你做得对。那次活动大家说收获很大，为什么至今没有人写回忆录？

秋冬时节，日寇进犯，学校又要西迁。核心经常开会讨论，我们怎么办？第一次会后，你就去贵阳了，这是大家同意的，第二个走的是大乐，交给你们做先遣队工作。去大塘的步行宣传队回来出了一期大型壁报《大塘行》，反映好，于是又倡议成立战地服务团。我没有去，只管后方的物资准备。

1940年2月战团仓促撤回遵义，误传戴行钧牺牲了，居然洪鲲、陆道邦重返前线去找尸体、代葬，还在遵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吴恕三作悼歌，周微林题的横幅“无言的号召”，洪鲲报告寻尸经过，有几人发了言，不少人泣不成声。

到遵义后，我卸任了。核心议事常在山上。我们早早改选大乐等接管核心工作是对的，任务艰难了，要你们早有准备。嘉鹏在上海搞学运有经验，是宜山时陈敏之向我介绍的。于是我和存国访问了他，请他加入核心，他从不参加露面的事，他该是你们三人中的军师。遵义地区反动势力强大，我们开始警惕，但群众是好的。小学教师中有进步分子，基本群众的觉悟比宜山也高多了。民间仍传颂着红军的故事。我家的木板壁上还保留着红军的标语，房东无意抹去它。

到这里，不由得使我怀念周存国和周邦立两位早逝的同志，人称“二周”，加周微林有“三周”之称，加周嘉鹏又是“四周”，他们都为核心做了许多不露面的工作。吴恕三、庄自强辛勤笔耕，成立诗人工程师，他们都在学习和交心中帮助过不少同学走上革命的道路，我是很钦佩他们的。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自愧在各方面无所建树，但自问也没有什么对不起人的事。耄耋之年尚有几个无所不谈的老友，也是幸事，不是吗？

尾声

长虹：你的一番回忆，使我脑海里泛起许多细节，留得来日炉边夜话吧。窗外若伴着淅淅雨声，更有风味，通宵谈不完，就同来迎接曙光。我庆幸自己在抗日烽火中度过青年时代，使我打开视野，眼里有了一个世界和它的人民。拓荒和黑白是我的另一个大学。周存国和我谈过一次话，除了参加拓荒的那一次以外，仅此一次，非常短促。他问我看了《社会主义思想史》有何感想，我说：“马克思之所以伟大，是他把一生献给了一个伟大的事业——全人类的解放，我是为自己活着的，多么渺小。”他肯定了我，于是我开步走，跟着你们大家学步。

我一直以为忘我牺牲，无私奉献就是革命，后来稍懂一些事了……五十多年沧桑风雨过去了，目睹今朝，明白了历史在曲折地前进中，每一次飞跃，必定是在克服倒退中完成它的否定之否定的。尊重科学，尊重人的权利，一个民族永远不会灭亡。个人生命是沧海之一粟而已。

大可：听到你的尾声，我要把你从你的大话中拉回到现实来，讲点身边琐事。我常吃一种茶，可以净化血液，净化细胞，排除体内污染，身体更加健康了。我在想，什么东西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呢？是人民的疾苦！两年的救亡运动你有这体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