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图书话沧桑

陈耀寰（1945届，史地）

在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师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尽管物质生活十分贫困，却有着“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他们孜孜以求地去完成自己的学业，许多学生还在课余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理论和进步文艺等书刊，激发了抗日救亡的热情，探索着国家强盛与社会进步的道理，向往着走向光明的人生道路……

当时，浙江大学“黑白文艺社”的图书馆，曾经在宜山、青岩、遵义、湄潭和永兴场等浙江大学学生宿舍中不断地播撒着革命的种子，发挥着无声导师的作用；大家把进步书刊当作传家宝，妥善保管，代代相传，直到1946年5月迁校时，这批书刊也被安全地运回杭州，为武装青年学生的头脑，奋起参加埋葬“蒋家王朝”的伟大事业，出过它的“一臂之力”。

宜山草创竹书架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日本侵略军直逼杭州。浙江大学开始西迁，浙江大学学生的社团组织大都在迁徙中停顿了活动。

1938年5月，浙江大学的“黑白文艺社”曾在江西泰和召开过会议，推选了农学院的盛家廉为社长，但当时参加开会的人数不多。“黑白文艺社”开始收集一些文艺书籍，像鲁迅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等名著都存放在周邦立那里，不过借阅的人也不多。

直到1938年秋，浙江大学才在广西宜山安顿下来。“黑白文艺社”也重新开展了工作，在杭州老社员中富有救亡工作经验的同学领导下，加强了组织，改选了社长，并建立了它的核心“拓荒社”。社员由近10人增加到30多人，其中“拓荒社”的社员13人。由于它的多数成员积极参与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及其所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其中又不乏学业成绩优秀、多才多艺的人才，因此，它在同学中影响较好。

当时“黑白文艺社”的理论学习由周存国牵头，周邦立被推选为图书股负责人。他们积极开展革命理论与进步文艺书刊的征集工作，并出版了几期油印的《黑白通讯》，报道了各组的读书活动和开展讨论等情况。

随着“黑白文艺社”各项工作的开展和社员人数的增加，社内便分设了若干小组，一类是文艺组，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另一类是理论组，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各小组经常公开组织学习讨论会，也有一些同学去旁听，讨论会大都开得生动活泼，有的问题还争论得“面红耳赤”、“欲罢不能”。

读书空气日益浓厚，新书刊的补充和管理成了社内的当务之急。在武汉沦陷后，桂林曾一度成为西南各省的抗战文化中心，而就近的宜山也设有新知书店，开在城里乐群社西首钱宝琮教授家的楼下。这书店的开设，使浙江大学学生了解到许多重要的新闻和抗战形势，它也是黑白图书馆的重要书源之一。而且那时还可以直接订阅《新华日报》和《群众》等进步报刊。在东门外文庙和标营之间的大路边，同学周存国和钱克仁各租民房一间，先后成了黑白最早的图书馆所在地。图书的主要来源，是依靠社员捐赠。周家鹏同志曾谈到，草创时期“拓荒社”始终如一地重视黑白文艺社组织书源和充实书库的工作，曾号召社员将自己保存的好书捐出来，供大家阅读，得到了社员们的积极响应，有的同学把一套布面精装烫银的《鲁迅全集》（十册）也捐出来了。因此，像《大众哲学》、《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不少，这为社员讨论文艺或哲学问题提供了很大方便。

在宜山标营的学生宿舍里，陈天保的床铺旁有一个竹书架。后来黑白图书便整齐地放在竹书架上，供同学们公开借阅。说它是“馆”，其时藏书也还不多。负责图书工作的是周邦立，而陈天保、潘际炯等都管理过它，凡是来借书的同学，都得找他们说一声。张哲民对那个竹书架“情有独钟”，他还记得黑白社的主要成员吴恕三、庄自强、周瑞华（微林）等同志经常到那里去借书或谈论书……周家鹏也缅怀宜山的黑白社的竹书架，曾说：“别小看那个小小图书馆，它的魅力可不小！”他还风趣地谈到，那时李学应（育农）和陈天保同住一个宿舍，他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天清早都要大唱其《赞美诗》，陈天保曾劝他别影响其他同学睡觉，从此，他们便有了交往。又一次，李学应指着竹书架问那些书能不能借去看一看，天保说当然可以。此后，他们经常一起散步，交谈读书心得，探讨中国社会问题，李的思想逐渐转变，终于从信奉耶和华变为信仰马克思了。在宜山迁往遵义的前夕，70多位同学为拯救民族的危难，义无反顾地报名参加了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这件事，深深触动了解俊民，后来当他了解到参加战地服务团的同学大都是黑白文艺社成员，便主动要求参加黑白社及其组织的学习和各种社会活动。

黑白图书，起到了树立革命人生观、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鼓舞抗日救亡的斗志的作用，又是进步同学相互做思想工作的“酵母”。好些人被介绍读了高尔基的《母亲》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有了感情上的变化，开始追求革命；有些通过阅读斯诺的《西行漫记》，便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马耶可夫斯基、田间、艾青的诗，又极大地鼓舞着人们的战斗意志和追求光明的信心；不少同学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著作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并迈出了坚定的革命步伐。

此外，在宜山时，黑白文艺社曾编辑出版了《卫星》壁报，既是配合读书、练习写作的园地，也是黑白社的舆论阵地，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卫星》后来改为油印本在社内分发，到遵义后，又改为壁报。

全盛时期勤播种

1939年年底，当战火在广西昆仑关一带蔓延的时候，浙江大学又再次迁徙到贵州的遵义和湄潭，在参加浙江大学战地服务团以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的同学们的积极影响下，造就出一批浙江大学学运的骨干分子。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校参加社团的，占学生总人数的20%，其中以参加大家唱的人数为最多，不少同学都迫切要求多读一点好书；马列小组和黑白文艺社成员更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黑白文艺社及其图书馆在黑云压城之前曾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空前活跃的全盛时期。

当时，周邦立、高昌瑞、周家鹏等都有不少熟人在桂林、贵阳、重庆和延安，同那里的新华书店或中苏文化协会等团体有联系，并通过这种关系，弄到了几批书籍。其中，贵阳中苏文协的王启霖同志先后送给黑白社一大批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出的中文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少是列宁著作的单行本，也有少量英文版的。这是对黑白社的大力支持。

1940年4月，浙江大学工学院有部分同学去重庆各工厂参观学习。通过同学王章麟介绍，周邦立去找了新华日报社的毕朔望，除了向他了解国内形势和反映浙江大学学运情况以及马列小组和黑白社的活动，还提出要在重庆收集进步书刊的想法。毕朔望曾向报社同事募得了不少书刊，包括敌后根据地出版的一部分油印小报，估计有20来斤重，送给了周邦立。周用自己的铺盖包裹了那些书刊，托集体返校的同学坐校车先带回遵义，躲过了特务的检查；以后毕朔望还经常从重庆给周邦立寄一些非公开发行的书刊和信息。那些书刊，都归黑白图书馆收藏了。

当时，遵义有杨天源、陈福桐、傅邦瑞等几位青年得到贵州地下党的支持，在杨柳街左侧办了一家“快读书店”，有不少浙江大学同学到那里看书买书；有的还同该书店的店员交上了朋友；黑白文艺社也从“快读书店”买过一些重庆或延安出版的书以及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战斗的小册子，如《丹娘的故事》等。

通过各种渠道，黑白图书馆的藏书日益丰富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抗战初期的主要新文艺作品和进步理论著作差不多都有了，诸如《鲁迅全集》和鲁迅译著的单行本，茅盾的《子夜》、《腐蚀》，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田汉、夏衍、宋之的的剧作，田间、艾青的诗集等；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的小说，肖霍洛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王明、博古、洛甫的著作，胡绳、张仲实、沈志远、范长江、吴黎平、邹韬奋等有关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著述。还有《生活周刊》、《文艺阵地》、《文化杂志》等期刊等。根据当事人追忆与粗略估计，黑白图书馆经过几年的收集选购，虽然这期间有过丢失或更新，到1941年年底，它的藏书有两千册之多。

那时，黑白图书馆就像一块磁铁那样吸引和凝聚着爱好新文艺与钻研革命理论的许多同学，进步书刊就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后，何家巷3号宿舍最后面的小房间，便是黑白文艺社存放图书的地方。周邦立住在里面，许良英和张泽琏住在外面的一间。那两间小房，实际上是第三进的天井北侧原来的走廊隔出来的。每间约六七平方米，外间靠“明瓦”采光，显得阴暗；里间有一扇朝东的木格窗子。往外就是同学们泼倒洗脸脏水的臭水沟，因此里间格外潮湿。除了周邦立的床铺外，其余的空地摆列着黑白图书。

那间小房，由于僻静，到那里借书看的同学，还能不受干扰地和周邦立交谈学习心得。一般同学很少进去。

周邦立管理黑白图书，工作做得十分认真细致，他把书分门别类登记编号，搞得井井有条，直到1982年周邦立逝世后，在科学出版社召开的怀念会上，人们对四十多年前周邦立经手管理黑白图书馆的工作仍称赞不已。那时的黑白书刊，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学书籍，可以对外公开借阅；另一类是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一般只供社内成员传阅，尤其延安或重庆特地寄来的出版物更要妥为收藏，有的周邦立还得抄录给马列小组成员传阅或寄给青岩一年级的同学学习。这样，周邦立便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黑白文艺社内外的阅览指导者。

1940年秋季开学后，由于学生宿舍不够，训导处坚持要在周邦立住的里间改用双层木床，并让金礼楠（张琦）睡上铺。本来周邦立心里有点嘀咕，后通过张宣三了解到金礼楠是进步同学，对存放黑白书刊还能起到帮助保密的作用，从而增进了他们的团结与友谊。

随着抗战局势的逆转，白色恐怖逐渐在西南各省蔓延开来。到了1940年冬黑白文艺社的理论组不得不减少公开大组讨论，改用半公开的小组，即向社员指定学习哪一本书，并提出几天内学完，小组内谈谈自己的学习心得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活动减少，学习风气日见浓厚，尤其马列小组内部对每人的学习抓得很紧。隔十天半个月，就得选读一两本书，有时小组还指定轮流传阅某一本书，而且要求讲一讲读后感，有些什么心得体会或问题，每周送交周邦立汇总成《读书记录报告》，供大家传阅。小组还针对同学们的思想状况或在读书中提出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开展讨论。现在看来，当时讨论过的问题也许觉得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然而，当年曾经有很多青年，他们怀着满腔的热血，对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的虔诚，是多么值得人们尊敬和景仰啊！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不久，小组就得到了单行本，组织秘密传阅，抓得很紧，一般每人限看一昼夜，有的同学不得不“开夜车”，通宵读。与此同时，黑白图书馆不得不清理出一部分惹人注意的书刊，及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此后，每遇政治形势恶化的时候，黑白图书中的马列主义部分，只得隐蔽收藏，另有专人管理。因政局的逆转和环境的变化，在组织上，黑白文艺社不再开全体社员大会，湄潭的黑白分社，改头换面，成了桥社，是一个诗社，出版《沙漠舟》诗刊，但人员和藏书都是黑白的。马列小组为加强保密，改为单线联系。1941年上半年曾利用郊游的形式在遵义郊外的大觉寺开了最后一次全体大会宣布此事，湄潭的成员也都到齐。从此新增的人员除介绍人外，谁也不了解。

黑白的读书讨论会一直到1941年暑期才先后停止。不过，“质与能社”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它所召开的哲学问题的讨论，仍时常在何家巷五号的一个小教室里进行，有时开得很热闹，甚至争论到深夜；而它所需用的书籍，大都借自黑白图书馆。

周家鹏在回忆那段读书生活时，深有感触地说：“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大都是首先从进步书刊中汲取知识，通过理论转变思想，再经过实践走向革命。这成为普遍规律。”据说，当时不少同学受到黑白图书的启蒙，再相互谈心，政治思想上便逐渐起了变化。有一位同学通过周邦立的帮助，开始阅读革命理论著作，本来只对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尊崇备至，但这些书籍又给他注入新的活力，“决心提着脑袋去干革命的地下工作”。

1941年年初，周邦立毕业。吴作和便搬到何三号宿舍最后的里间，同金礼楠搭档，负责管理黑白图书馆，因浙江大学理学院迁往湄潭，许良英也去了湄潭；肖学恺便住进外间，照料可以公开借阅的那部分书刊。

黑白图书馆仿佛是一台马力充沛的播种机，在浙江大学这片沃土上播下了一茬又一茬的革命种子，尤其20世纪40年代的头两年，它曾辛勤地工作，受到进步同学的普遍赞扬；当然，它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所痛恨。当时，贵州的白色恐怖相当猖獗，随时都会刮起一阵阵的血雨腥风。但是，在竺校长的领导下，在“求是”学风的熏陶下，大多数同学都能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使浙江大学仍能保持相对的平静，在风声雨声中回荡着读书声。

风雨交加疏散忙

1941年年初的“皖南事变”后，遵义、湄潭也受到了白色恐怖的侵袭，浙江大学的右派，包括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大都纷纷亮相，四处活动，叫嚷什么“一个政府，一个党，一个军队”，几乎到了声嘶力竭的程度。但是，进步同学从不同的渠道，陆续了解到国民党反动派猖狂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一些情况。随后，毕朔望便给周邦立寄来了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不少材料，包括有各地进步学生受迫害，遭逮捕，“战地青年社”等革命组织被查封等讯息；同时，他还关照周邦立尽快将那些不公开的书刊销毁。周邦立曾将上述的一部分材料油印了多份，趁深夜到校内外散发和张贴，同时，他也转移了部分黑白书刊。

当时“应变计划”的首要任务，是疏散黑白图书馆的部分书刊。事不宜迟，周邦立很快清理出一皮箱，趁夜晚送到杨柳街女生宿舍，由庞曾漱、周瑞华将那箱书转移到遵义农本局福生庄的张大妈家里寄存。据许良英回忆，大概在那年的春节前后，风声很紧，国民党特务扬言要闯入浙江大学，按他们的“黑名单”抓人，他曾和吴作和将一些黑白图书馆的不公开的旧报刊撕碎后投入湘江……与此同时，陈天保等又将一部分黑白图书馆的书刊送到开明的教授家存放，有位教授还说：“你们的书可不少哇！”当时浙江大学校本部设在子弹库，听说吴作和还拎了一些书去那边托一位熟人（党的同情分子）保管。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管理黑白图书馆的同学又先后离校，黑白社和马列小组的书刊又有过多次分散和转移。1942年1月，浙江大学爆发了“倒孔运动”，国民党特务在遵义、湄潭逮捕了浙江大学黑白文艺社社长何友谅以及王蕙、陈海鸣、滕维藻、潘家苏等同学，学校当局还以“策划者”的“罪名”，开除了陈天保的学籍……顿时形势非常紧张，肖学恺考虑到他和吴作和、金礼楠住的那两间小房子不安全，及时将一箱马列书籍转移到何家巷4号堂哥肖学均的宿舍去。

肖学均原来是中文系的“老夫子”，经过“倒孔运动”，又掩护过进步书刊，以后思想起了变化，走向了革命的道路。此外，曾庆和谈起他也保管过一部分黑白图书。

黑白图书馆的草创与发展、公开与隐蔽、集中与分散甚至四处转移，在浙江大学学运史上，一定程度地反映出抗战时期旧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和革命势力的消长；黑白图书所起的积极作用，则长期影响着浙江大学的进步学生。当年的莘莘学子，现在都已鬓发俱白，他们抚今追昔，仍然对黑白图书心向往之，倍感亲切。

革命书刊代代传

还在“皖南事变”前半年，由于浙江大学农学院和理学院的生物系前往湄潭，为湄潭同学阅读进步书刊的方便，黑白图书馆及时设置了“湄潭分馆”，它的第一批书，是由周邦立和庄自强抬着送到杨柳街交给顾源带往湄潭的。这批书，后来交给了薛禹谷和梁永妙保管。与此同时，许良英准备在湄潭成立“质与能”分社，也带了一批黑白书到湄潭，主要是马、恩、列、斯的著作，如《资本论》、《反杜林论》、《列宁主义问题》以及《西行漫记》等等。当时，赵梦瑞、潘寰、胡永畅等都去借阅过那些书。“倒孔运动”后，为安全起见，许良英将那些书转移到湄江饭店三楼物理系藏书室堆放旧期刊的地方隐蔽起来；以后，许毕业时便移交给周志成，周行将离校时，再交给赵梦瑞保管。1945年，许良英和周志成重回到湄潭浙江大学当助教，他们考虑到那批书中有的政治上“太红”，便及时搬到化学系助教杨浩芳、高善娟夫妇租住的民房的阁楼上存放。

遵义的黑白图书馆，因历届保管同学的更迭，其大体演变的脉络是：何家巷3号最里面的那两间小房，也就是马列小组和黑白文艺社原先存放书刊的地方，先后住在那里的同学有周邦立、金礼楠（张琦）、吴作和、肖学恺、陈耀寰、罗卓才等人。上述同学都负责过黑白图书馆的工作。上面提到“倒孔运动”后，黑白图书馆的书刊曾四处转移，不过，何3号的老地方仍然存放有几百本，大部分是文艺书，但也有政治、经济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还有一些进步期刊的合订本。1943年暑假，经窦祖麟和谷长（雷引）的介绍，即将毕业的英语系的关景羽希望我住到黑白图书馆的那间小房子去，负责管理图书工作，我满口答应了。

当时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一是我已在何家巷3号住了一年，却从未发现最后的旮旯里还有那两个小间；二是关景羽讲的书刊，便装在两个有套盖的竹编篓里，我翻了一遍，每本都盖了黑白图书的印章，一种是有播种者图案的，另一种是手握钢笔图案的。我觉得图章设计简洁新颖，黑白分明，寓意深刻。还有一本裱糊了晒图纸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已被揉得很破旧了，书中的不少句子和段落被画上很多杠杠道道，看来它吸引读者之多，是不言而喻的。我毕业后，那部分书刊，由罗卓才交给岑凤荣，再转移到老城水硐街他租住的房间，放在天花板上面。此外，他还保管了一部分其他同学交来的马列主义书籍。

1942年秋，张式介绍陶栻参加了马列主义小组。次年暑假，关景羽曾将黑白图书馆的约400本书交给陶保管，说是马列小组的书，对外是不公开的。陶花了很大力气去保管这批书。1945年夏天，他毕业时又将这批书雇人挑到文学院教二舍给了吕东明。此外，1944年暑假，吕东明曾给陶写过一张字条，让陶回家时顺便去重庆新华书店取了二十本书，他躲过沿途军警的检查，带回遵义。

1944年年底，“皖南事变”前后，浙江大学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同学们到处都在热烈讨论国家大事，要求政治民主，惩办贪官污吏，取缔投机倒把，废除特务统治等等。同学们办的壁报很多，有如雨后春笋，欣欣向荣，而黑白图书馆的“常客”十多人，便将何家巷3号的那两间小房当成《民主阵地》、《自由堡垒》和《中国文学》等壁报的编辑部，在那里抄稿、拼版、画刊头，并趁深夜挂到大院里去。当时，黑白图书馆所联系的进步学生已经走出那两间小房，成为学运的中坚分子，起着推动民主与进步的积极作用。

1946年5月，浙江大学开始复员回杭州。黑白图书馆的书籍，由遵义和湄潭的一部分师生岑凤荣、刘茂森、李湘、吕东明、许良英、周志成等想方设法，化装成工学院和理学院的仪器设备，安全运抵杭州。

有人说，浙江大学东迁不好带的一部分黑白图书交给了江公祠浙江大学图书馆的一位“有心人”；还有一些书送给当地的中学和中学生了。这种说法是可信的。1984年在遵义地委召开的党史座谈会上，有人拿出了一些38年前浙大“流落”在遵义的进步书刊，其中一本《整顿党的作风文献》上抄了苏共党史的六点经验教训，查对原来笔迹，认出是岑凤荣写的。在浙江大学85周年校庆的展览会上展出《资本论》第一、二卷是徐永义当年在遵义收藏的。

黑白图书馆的图书运到杭州浙江大学后，曾将大部分可公开借阅的书刊转送给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图书馆（后改名子三图书馆），其余的书仍在杨浩芳家里。那些书曾于1949年年初又转移到物理系助教石之琅那里，直到杭州解放后交给了中共浙江大学党组织。

往事悠悠五十年。当我回想起黑白图书馆的光荣历史时，我衷心感谢庞曾漱、周家鹏、张哲民、肖学恺、顾源、周志成、薛禹谷、赵梦瑞、岑凤荣、陶栻等同志，他们给我提供了不少有关黑白图书的史实材料，更难得的是，还从周邦立的《自传》里也摘下了一部分珍贵史料。有了上述的史料，我还查看了自己的1943—1945年6月的日记，才勉强写成这篇文稿，黑白文艺社及其图书馆的历史是十分丰富、光彩照人的，而拙作的错漏在所难免，恳请大家指正！

我也衷心祝愿曾经为黑白图书馆费过心、出过力、流过汗的同志们老有所为，老而弥健；历史的车轮必定继续滚滚向前，永无止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