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小说

海上花列传

韩邦庆

【阅读提示】

作者韩邦庆(1856-1894)，字子云，号太仙，别署大一山人，松江府(今属上海)人。父官至刑部主事，他自幼随父在北京长大，后南归应科考试，秀才之后却屡试不中，一度在河南做幕僚。长期居住上海，熟悉“花界”人生，经常为《申报》撰稿，1892年自己创办半月刊《海上奇书》(后改为月刊)，以“花也怜侬”为笔名登载自己的《海上花列传》等，不久病逝，时39岁。作品除《海上花列传》外，还有文言小说集《太仙漫稿》等。《海上花列传》共64回，1894年出石刻单行本，推荐阅读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原石刻本重版的文本。

《海上花列传》是得到鲁迅、胡适、刘半农、张爱玲等著名作家和范伯群、袁进等著名文学史家特别看重的作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海上花列传》是清末民初“狭邪小说”的压轴之作：“《红楼梦》方板行，续作及翻案者即奋起，各竭巧智，使之团圆，久之，乃渐兴尽，盖至道光末而始不甚作此等书。然其余波，则所被尚广远，惟常人之家，人数鲜少，事故无多，纵有波澜，亦不适于《红楼梦》笔意，故遂一变，即由叙男女杂沓之狭邪以发泄之。如上述三书(按指《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虽意度有高下，文笔有妍媸，而皆摹绘柔情，敷陈艳迹，精神所在，实无不同，特以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然自《海上花列传》出，乃始实写妓家，暴其奸谲，谓‘以过来人现身说法’，欲使阅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第一回)。则开宗明义，已异前人，而《红楼梦》在狭邪小说之泽，亦自此而斩也。”

小说专门为当时上海高等妓女(长三书寓，小说中称“先生”“倌人”)群体作传，可见当时上海“花界”之繁盛和当时上海生活之浮华。不过，小说不“溢美”，也不“溢恶”，采取“平淡而近自然”的写实手法，力求还原妓女形象的真实面貌。小说大量书写的不是这群神女与嫖客的肉体关系(高等妓女的主要功能在交际、娱乐)，而是情感关系和利害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凸显她们的性格和意趣。如写沈小红的生活华奢，敢作敢为，泼辣任性。沈小红与很多妓女一样，原本好人家出身，为生计所迫、误落红尘后，被富家子弟王莲生所宠爱，应允王莲生不再接待其他客人，她的生活也一应由王莲生承担，但是她生活场面之大、花费之昂，令王莲生退避三舍。后来王莲生移情别恋于另一妓女张惠贞，沈小红知晓后，遂大闹明园，拳翻张惠贞，口啮王莲生，堪称“淫凶”；加上她又与戏子私通，再次失宠，从此，一代“名花”“满面烟色”，令人伤感了。写卫霞仙的临危不乱，机警应对，言辞狠辣。卫霞仙此时为富商姚季莼所包养，姚的太太威风凛凛来妓院寻事，众人惊慌无措，卫霞仙却异常镇静，待姚太太奔至面前，则一番话将姚太太压服下来。她认为姚太太来妓院闹事是自取其辱，并且说：如果你在家做奶奶不耐烦了，愿意来堂子里寻开心，那么我就介绍客人将你“强奸”了可好？结果气得姚太太大放悲声而去。写李漱芳的心实和痴情。李漱芳与书香人家子弟陶玉甫感情深笃，陶玉甫要娶李漱芳为妻，但是陶家不得通过，李漱芳乃郁结在心，就此病逝。李与陶的故事是林黛玉与贾宝玉故事在近代的延续。小说写得最隐秘的是黄翠凤的内心周密，精于算计，与鸨母合谋欺诈官员罗子富。黄翠凤八岁失去父母，由妓院鸨母黄二姐抚养长大成人后成为一代“名花”，为官员罗子富所供养。罗子富愿为她赎身，她利用罗子富对她的迷恋索取五千元之巨作为调头用度，黄二姐也趁机索要赎身费一千元。黄翠凤对黄二姐感情复杂，一面嫌厌黄二姐，一面又怜悯她，办理赎身手续的当天，推心置腹给她一番周密的劝诫，指点她今后怎样做人和怎样做生意。后来，被黄二姐纠缠不过，也是为自己利益着想，又与黄二姐合谋(“攫文书借用连环计”)敲诈罗子富五千元。其他人物，如张蕙贞的凡庸，周双玉的骄盈，杨媛媛的诡谲，陆秀宝的放荡，陈二宝的幼稚等，均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小说写出古典的情与爱、古典的诗意人生的最后闪光。张爱玲就言，像陶玉甫与李漱芳那样的爱情今后的人很难有了。小说中，诗人方蓬壶感叹：“故歇上海的诗，风气坏哉。”但他自己在别人眼里却是“呆头呆脑”，毫无趣味。妓女文君玉经常吟咏古典诗词，并且说，真正的客人(嫖客)还没有出现过，可是罗子富却疑问：像她这样的倌人“不知再有何等客人要去做她”。王德威说：小说“打破了读者及书中人物所共同憧憬的浪漫主义常规”。

小说开创了“乡下人进城”的叙述模式，对于后来的现代都市文学具有巨大的启发作用，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甚至钱锺书的《围城》里都可看到这种书写模式的影子。小说以苏州乡下人赵朴斋到上海寻靠娘舅洪善卿为开端，又以洪善卿与一些商人、官僚和妓院的关系为线索，展开上海这群高等妓女与富商巨贾、官僚显贵的情感纠葛和利害关系。赵朴斋受上海酒气财色诱惑，自己“沉沦”不说，还将自己的妹妹陈二宝也带上妓女的道路(陈二宝影响下，她的同伴张秀英也走上这样的道路)。按照陈思和的说法，《海上花列传》揭示了上海“繁华与糜烂同体存在”的一面。

小说艺术上还有两个开创性贡献，一是小说叙述上的“穿插藏闪之法”，实为“从来说部所未有”(见小说《例言》)，一是采取方言吴语写小说。作家曾说：“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操吴语。”(海上漱石生《退醒庐笔迹》)可见作家的抱负。另一面，小说人物语言采取纯粹的吴语，表明上海高等妓女、上海的妓女文化与明清吴语地带即以南京为中心的秦淮河高等妓女、妓女文化的历史性关联。

从现代都市文学的角度看，小说的不足之处在于所写场景、事物、人物及其文化审美内涵均不够现代。作家过于客观、近乎零度的叙述态度可以理解为作家对历史真实的慎重，对人物的尊重，也可以理解为作家对历史审美判断的迷茫，对人物审美褒贬的含混。1890年代，中国正处于混乱时期，作为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还没有成型，作家更先进的审美意识形态也还没有养成，作家又无意于刻意媚俗，那么小说在现代审美价值序列中就缺乏依傍(也可理解为拒绝被任何意识形态收编)，显得孤冷、寂寞，而终被普通读者所忽略，几为历史所遗忘了。这堪称一个不大不小的吊诡事件。

【延伸阅读作品与参考文献】

1．张爱玲翻译：《国语海上花列传》(上、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2．袁进：《略论<海上花列传>在小说城市化上的意义》, 《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4期。

3．程亚丽：《从“神女”到“凡女”——论20世纪妓女叙事的话语变迁》,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3期。

4．邵江宁：《消费文化、文人趣味与文体选择——以<海上花列传>为例分析》, 《学术月刊》2010年第2期。

5.(美)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6.(美)叶凯蒂：《上海·爱》，杨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思考与练习】

细读张爱玲翻译国语版《海上花列传》，试比较它与吴语原版《海上花列传》在审美效果上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