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的选择性与科学家集体无意识

前面我们说到，人是一种自负的动物，这种自负给人类的行为带来致命损害：自负让一些人与他人争论不休，自负让一些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自负让一个民族不顾历史与社会的经验而盲目地“走自己的道路”。但是，除了自负，人（性）的另一弱点也同样是很致命的。

求知中的选择性

理性的认知方法，是我们可以凭借的利器之一，但是它却远远不是万能的。其运用是受感性经验制约的。

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始终受到来自人类行为的“选择性”弱点的严重损害。在人类的大多数活动中，都存在着一种“选择性”特点。已经有很多的心理学实验表明：人们的注意力具有选择、保持、调节和监督的功能，它们保证了人的活动具有一定的方向性。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有注意力参加，否则活动就不能顺利、有效地展开。当然，科学研究也完全如此。如果是有意识地观察（就像在科研或实验过程中那样），这种选择性就更为突出。“选择性地看见”、“选择性地听到”、“选择性地证实”，这样的行为特征不断地让人们忽略其他因素的存在、割裂事物之间的联系、遗漏了很多重要信息。

人类的认识活动也是如此，当然这里包括了基于特定的世界观所造成的“认知与理解上的选择性”^[102]。选择性认知与理解是指个体选择性地感知某些他们想要感知的信息而自动屏蔽或忽略其他信息的过程。更广泛地讲，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具有这种行为特征，因为在我们“看事情”的时候都基于我们自己的理解和经验，人们也总是依据个人喜好对信息、对事物进行主观的分类。选择性认知与理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偏见（bias）在作怪，因为事实上人们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世界、理解信息。有一种解释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接受到太多的信息，他们不可能对每一个事物都付出同样的注意力，所以只能选择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因此，选择性认知和理解是一把双刃剑。

选择性认知与理解始终影响着我们对事物的感知。人类在做出判断和决定的时候总会被一系列的认知偏差、感知偏差和动机偏差而扭曲和误导且不自知（但是人们又很容易能察觉到别人在做出判断时的偏见）。

从上述人类行为的选择性特点中，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只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只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如果你相信宗教，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找上帝存在的证据；而如果你相信进化论，则会不遗余力地寻找生命演化的证据。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今天人们所信仰的“科学”。

科学家的集体无意识

众所周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提出了无意识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精神分析学说。弗洛伊德是一位医生，他在自己的医疗实践中，注意到许多具有强迫症状的神经症患者常常不能自制地去采取一定的活动，而自己却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事实使弗洛伊德意识到：支配人们行为的动机，除了能够被自己意识到的自觉意识外，一定还有一种人们意识不到的无意识驱力。在经过更多的研究之后，他进而得出结论说：精神活动本身都是无意识的；那些有意识的过程只不过是整个精神生活的片断和局部。此后，对无意识的研究就一直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集体无意识”是最早由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在1922年《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一文中提出的概念。“通过对宗教和神话心理学的研究，荣格注意到，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原始部落中有着某些相似的原始意象，这些意象有些还会出现在精神病患者和儿童身上。”^[103]“集体无意识”揭示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层方面。

众所周知，人类的心理活动可分为意识和无意识两个层次，而无意识心理活动又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称为个体无意识，它是与个人生活经验相联系的不被人所意识到的心理活动，如遗忘的记忆、不愉快的经验、潜抑的愿望与动机等。在人类的无意识中还有一部分是不依赖于个人经验而存在的，带有超越个体乃至民族、种族的具有全人类的普通性与集体性的心理活动，这就是“集体无意识”，它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主要是各种原型。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是非常多的，荣格认为，人生中有多少种典型情境就有多少种原型。他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的原型，其中一种很重要的原型叫作人格面具（the Perso-na）。人格面具是指人们能够扮演某种社会角色、顺从社会期望的先天倾向，它保证了人们能够表现出某种性格以适应社会，其目的在于给他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以得到社会的承认。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它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例如在古老民族与原始部落的文化与传统仪式中，在各种文学与艺术作品里，在形形色色的宗教象征与仪式上，还有世代相传的口头传授，等等，我们都可以发现集体无意识的影子，它潜藏于每个人的精神深处与整个社会文化的深处。

集体无意识的发现无疑是心理学发展史中一个里程碑式的贡献，它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在精神生活上具有某种一致性。集体无意识在人的一生中几乎从未被意识到，但它却会深刻地影响个人乃至社会的各种行为，决定了人们把握世界和对各种生活事件做出反应的方式。集体无意识构成了某种时代精神，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中的人们都会表现出某种一致性的行为与思想观念，不论是好是坏，都会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人类社会的许多秘密藏在人类无意识的最深处。

近代以来广为流传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知识的手电筒，让人们只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让科学家共享了一种“科学家的集体无意识”。尤其是科技活动的复杂性和高度的专业分工，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家经过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成型了的共同的思维模式和观念，使每个科学家个人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个“集体无意识”的俘虏。福柯就发现，现代管理已经演变成为一种道德技术或权力技术，它引入效率与秩序的规训，把每个人的每一行动都塑造成为最节省、最经济的。而生活和社会的其他各种标准一概地从“管理学”中消失了。人变成了机器、变成了工具。

在每个时代的大众文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话语中，各个领域都会有自身的“集体无意识”。包括研究对象选择、研究路线的制定、研究方法的使用等都存在着研究者的主观性。知识总是产生于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甚至是个人境遇的某种表达，任何表述都有其局限性，也都有其背景性。当牛顿告诉大家，大自然这本书所用的书写语言是数学。然后，我们看到，很快有些学者依样画葫芦，仿照牛顿，将生物学、经济学，甚至心理学也整理成简单的公式。

科学各领域的情况似乎都是这样：占主流地位的知识分子，先是通过宣扬知识与认识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称其为客观知识，是与具体的人不关联的、不容怀疑的外在知识，即以知识的“客观性”掩盖其自身的立场。然后，他们凭借话语上的霸权、经费上的霸权、出版上的霸权，将自己的特殊主义的认识转换为普遍意义的叙述，并通过采用去立场化、去价值化、去情境化的“实证”策略，驱逐来自不同立场的其他声音。这在经济学中尤其典型和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