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肖微长，惟此举业”

——项乔的举业观及其时代意义

洪国强

浙江永嘉籍学者项乔（1493—1554），对于明史研究者而言略显陌生。他的宦绩并不突出，长期在地方出任中低阶官员，卒于广东参政任上。^[1]黄宗羲《明儒学案》没有给他专立学案，故其学术思想亦不为人所熟知。近年，方长山、魏得良先生点校的《项乔集》出版，为项乔研究的开展奠定了文献基础。^[2]朱鸿林先生据此探讨项乔的理学思想，重点分析他与李义壮、王渐逵、何维柏、冼桂奇、黄佐等广东学者之间的论学，指出项乔对于朱子学以及当时流行的阳明学均有认真研究并对二者有所批评和反思，且能独立思考而提出自身的观点，可谓是“两面不讨好的独立学者”。朱氏还指出，因为项乔的学问路数主要是传统的“读书”和“论学”，并不崇尚当时流行的聚众“讲学”，所以学术声望不够显著，文集亦流传不广，这可能便是他不列于《明儒学案》的主要原因。^[3]

朱文在讨论项乔与冼桂奇讨论两处释经文字表示异议时，留意到“项乔说经，仍有不脱科举制艺之习之处，仍然会注重说者的‘口气’”^[4]。如《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两句，项乔批评冼桂奇的解释“于口气不伦，恐非子夏本旨”^[5]。

项乔与冼桂奇讨论经学观点不脱“科举制艺之习”，这与他长期的举业教授经验密不可分。通检《项乔集》可见，他一生编纂出版了多部举业用书，指导士子写作时文，并且这种编纂活动在他考中进士后仍长期持续进行，甚至将其中《举业详说》一文，节录入晚年自刻的《瓯东私录》一书。教授举业对于项乔而言，并不像其他很多学者一样认为是一项无关学术探讨，甚至是有损学者形象的事情。

本文首先梳理项乔教授举业的经历，其次通过分析其《举业详说》的内容，揭示他对于举业时文的观点，以及这一观点与其理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再次透过他和好友王慎中针对举业用书《义则》内容的讨论，展现嘉靖时期士人举业观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具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