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叙事是人类古老的文化现象，它并非西方民族所独有，中华民族也有着悠久、深厚的叙事传统和叙事经验。单就文本形态的叙事作品来说，从《诗经》《尚书》到《春秋》《左传》，再到诸子百家、汉赋、魏晋至明清的小说、唐宋律诗与叙事文、元明清戏曲等，其叙事作品渊源深远、纷繁多姿。但人们却常在不经意间忘记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叙事大国”。大半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诗史；我们的文学理论，也大半是（抒情）诗学、诗论。中国固有的叙事理论——从《毛诗序》到金圣叹、李渔、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王希廉、蔡元放等人的小说、戏曲评论（点）中的叙事理论，淹没在了（抒情）诗学、诗论的汪洋大海中。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改革开放，西方建立在结构主义和现代语言学基础上的叙事学传入我国，打破了中国文论以（抒情）诗学、诗论为主潮的研究局面，拓展了中国叙事学、叙事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出现了不少富有新见的力作。然而，中国叙事学、叙事理论研究也因此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失去了文化与理论的自信，唯叙事学理论话语独尊，用西方叙事学理论全面审视、解读中国叙事作品、叙事理论，叙事者、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西方叙事学理论话语几乎成为唯一的思维模式和言说理路。实际上，中国的叙事作品其本身有着丰富、独特的叙事形式和叙事特征，中国古代有着丰富、深厚的关于其叙事作品的叙事理论总结，参照中国固有的叙事理论本身，可以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叙事学。故此，系统地发掘、清理中国固有的叙事理论资源，建构中国叙事理论话语，对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来说，当是深为迫切和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