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胡蓉的著作《元代东迁色目作家研究》经过多年打磨，终于要面世了。这是一部建立在对中原文献与西北特有文献深入考察的基础之上，站在元代文化与文学对中华文化作出巨大贡献这一学术高度，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精深考察，审慎思考，得出了诸多有价值的结论，富有新意，因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新著出版，是对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它会深化或更新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胡蓉原在河北的邢台学院工作，已经是副教授，关注历代文学批评理论和冀中南地区的区域文化研究，完全可以过轻松、安逸的生活。但她热爱学术，有志于元代文学的研究，我便推荐她到西北民族大学高人雄教授那里攻读博士学位。到西北读博，对胡蓉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缘，使她能在元代文学研究中独自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因为在那里，可以对元代文人队伍中的“西北子弟”即色目作家有更真切的了解。

学术研究，从来就有高下精粗之别，但不是说地位高的学者就做得高精，而是说，研究者既要有高远之见，又能下精深工夫，考察文献，思考问题，如此才能做出高而精的成果。学术界的走向有时候难以捉摸，原本不太受关注的民族文学研究，一段时间热闹起来。人们找到历史上的一些非汉族作家，不管其家族已经在中原生活多少代，他身上还有没有本民族的因子，只管拿他的作品，做一番解读，说是体现了少数民族特色，其实这些“特色”，同样体现在中原作家身上。不管文章有多少客观成分，只要“创新”了，文章能发表就行。这样的文章，越看越奇怪，很多所谓的民族特色，根本就是无中生有，起古人于地下，他本人都不会同意，为什么要强为之说呢？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研究古代的各民族文学，本应该考察多民族及其文化如何众派汇流，形成整体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但有的研究却致力于发现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民族特色”“民族意识”，不是考察各民族如何融入中华民族，为整体的中华文化作出了什么贡献，而是着意从古代文学中寻找所谓的民族独特性甚至独立性，如果这些是真实的存在，研究也是需要和必要的，但往往却是强无作有。这样的所谓成果，既没有高远的学术眼光，也没有依据可靠文献下深细的考察工夫，主观先验地认定某人是“少数民族”，推论出他的某种“民族特色”。如此成果，不管作者是什么人，不管做得多么漂亮，听起来多么惊人，都难称“高”“精”。与这种以主观假设为前提的成果相比，胡蓉的研究视角独特，材料扎实，结论客观，值得赞赏。

前些天，我在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说：“元代是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形成时期，而文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元代文学的独特价值，也是我们今天研究元代文学独特的意义。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之形成，绝不是中原文人可以独立完成的，西域各族士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研究元代文学，不关注西北，不高度重视色目文士的贡献，一些重要的问题，就说不清楚。而要对色目诗人作家有充分的了解，对上述问题作出清晰的说明，不身在西北，不以色目文化的视角审视，就不能从他们的家族背景和文化根源上进行解析。所以说，胡蓉到西北读博，对她的学术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缘。她到西北，研究元代东迁色目家族及其代表性文人的创作与文化文学贡献，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胡蓉能虚心学习西北地区的历史、文化、民风，又深入学习敦煌学，利用敦煌遗书中多种文字的文献，以及西北地区的碑铭、墓志，还有研究对象的家谱等，这些在中原难得见到的重要文献，对元代东迁的色目家族及其族源、原本的文化与文学状况、接受汉文化的途径与进程，分别作了个性化的考察。所考察的，主要有大都不忽木家族、大都贯氏家族、大都廉氏家族、光州马祖常家族、濮阳崇喜家族、福建王翰家族、江苏偰氏家族等。这些家族，进入中原的第一代都以军功起家，经过三四代，转而以文事著称，这一点是共同的，即元人戴良所谓“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而各个家族原本的文化状况，影响着他们接受汉文化的进程。胡蓉既占有了材料，又下了工夫，对这些问题，都作出了具体可信的描述。这些家族的第一代，以武功与政事著称，如不忽木家族的海蓝伯、廉氏家族的布鲁海牙、贯氏家族的阿里海牙、马祖常家族的月乃合、崇喜家族的唐兀台、王翰的曾祖武德将军。第二代是由武功转向文事的过渡，大部分家族的第二代已经有了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但多未在文坛崭露头角，除不忽木的散曲创作有较高成就外，其他如贯只哥、廉希宪、合剌普华、马世昌、闾马，在文学上都还无可称道。而第三代则完成了由武功向文事的转变，这一代人从小生活在汉地，与汉人杂居，拜汉族的饱学之士为师，与汉族文人学士交往，受到汉文化的濡染，开始崛起于文坛，如贯云石、巙巙、廉惇、马润、崇喜之父达海、偰文质等。第四代则承袭了家族尚文的传统，但却赶上元明易代，成了元遗民，如王翰等。在著名的色目作家中，不忽木、贯云石、廉惇是其家族进入中原的第三代，马祖常、唐兀崇喜、王翰、偰玉立、巙巙和回回则是第四代。

清人赵翼评元好问诗的特色，究其形成的原因，曾有“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瓯北诗话》）之论。影响一个作家风格的外部因素，大致不过时与地两端。色目家族迁居地的自然与文化环境，是影响其诗文风格风貌的直接且重要的因素，这一点，胡蓉也作了具体考察。燕赵文化对于不忽木家族，江淮文化对于马祖常，闽南文化对于王翰家族，都有深刻的影响。这使得色目作家的文学创作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由色目作家东迁后居住地的南北分布，可以为这些诗人作家风格的差异作出合理的解释。马祖常诗文体现的中原气派，廼贤诗的东南灵秀，都是他们居住地的地域文化滋养而成，也与当地自然风物相关。马祖常的朴实敦厚，以及他对中原学术涵养之深，甚至博得了文宗皇帝“中原硕儒唯祖常”的赞誉（《元史·马祖常传》）。

研究元代色目人及其家族对汉文化的接受，进而关注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不能忘记他们的色目人身份。在元代，由于色目人的身份优越感，他们看重其民族身份，因而也重视且维护其本族文化。色目文士及其家族，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保持其自身文化特色，才是色目士人之所以为色目士人的基本特征。正是由于他们在接受中原文化的同时，没有完全丢弃自身的文化，才在大中华文化中，显示了他们独特的价值。他们贡献了富有特色的作品，彰显了对中华文化的直接贡献。胡蓉这方面的考察是客观的，绝不同于前文说的那些强无作有的发掘。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元代“双语作家（双语诗人）”的研究。元代双语作家（诗人）的概念，不是胡蓉提出来的，在胡蓉之前，已经有相关的讨论，但真正用元代色目作家的存世作品将这一概念落在实处，是胡蓉的贡献，她还发表了这方面的论文——《元代畏兀儿双语作家考屑》（《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5期）。她说：受到元代政治、宗教、民族、文化、语言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巙巙、安藏、必兰纳识里、迦鲁纳答思等一批双语作家应运而生，成为元代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历史上双语作家现象并不鲜见，但在元代特别突出，双语作家的产生与元代佛教播迁密切相关。元代双语作家不但存在而且具有一定数量，如果研究者不身处西北，没有对西北文献特别是敦煌文献的利用，这样的成果，难以取得。这是胡蓉对元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贡献。

胡蓉这部著作，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完善而成。她的博士论文，从选题的确定、中间的调整、预答辩到最后的答辩，我都是参与者。答辩后经修订完善，又有很大提升。如果现在要我再给她一些建议，那么可以进一步关注色目家族的姻亲关系，以及汉人女性在家族文化提升中特殊而巨大的作用。对于色目家族及其代表文人对理学的接受，可以从伦理观念与心性学说两方面去考察，他们接受的主要是理学中的伦理观念。他们发扬和维护中原文化的贡献，也主要体现在伦理观念及其实践方面。如此论述，会更客观和清晰。我也期待胡蓉对相关的研究继续推进，作出新的学术贡献。

查洪德

2020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