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内歌唱”书写的哲学基础
我们讨论内歌唱对于当下诗歌的书写可能，就不得不返回到诗歌本体论、认识论范畴，以及内歌唱作为诗歌艺术尺度的方法论意义。
（一）本体论意义
《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中“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一句从“发生学”的角度指出诗歌的抒情本质。
诗歌抒情分为外在抒情与内在抒情。著名学者叶维廉把抒情分为狭义的抒情主义与广义的抒情主义。在他看来，情诗、情书可以视为狭义抒情主义的代表形式。情诗、情书与其说是独白，毋宁说是对白——通常可能已经将对方的回答想象性地包含在独白之中了。广义的抒情主义时常表现为对山川星辰作出倾诉，并且是沉默无声的。叶维廉说：“对外物的抒情主义所采取的方式，与其说是戏剧式的独白，毋宁说是冥想式的独白。情诗里陷入其最后的结合是肌肤与精神二者俱有，其节拍是激动的。对外物的陷入其最后的结合（如果有的话），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结合，纯然是形而上的，其节拍缓慢，其状态是出神的。”[34]
当代学者南帆先生认为：“书写式的抒情话语增添了许多复杂的修辞，这一点在抒情诗之中十分明显。繁多的修辞将句型配备得灵活巧妙，从而可以承受起伏不定、闪烁回转的情绪。只有细腻的心灵才可能追踪这些情绪，身体被修辞的丛林阻挡于中途。相对于心灵的细腻，所有的身体动作都过于粗笨了。书写式的抒情话语就是在繁杂的修辞之中甩下了身体而专心投入精神纵深的景观。”[35]
诗歌作为抒情的文体，回到“歌唱”的气质，也正是诗歌写作回归艺术本体论的必然途径。诗歌的抒情性既不像 1949年后的“颂歌体”来得那么直接，也不是一般抒情文字显得过于矫情，它既表现为直接的歌咏式的抒情，也包含着带有节制、内敛气质的内部歌唱品质。内歌唱，需要在诗歌中找到艾略特所提出的“客观对应物”。艾略特（T.S.Eliot）说：诗歌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诗歌不是个性表达，而是个性摆脱。当然，只有那些有情感、有个性的人才明白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所在。[36] 艾略特说的“诗歌不是放纵感情”其实是与他“客观对应物”的作诗主张一脉相承的。“艾略特在多个场合下强调……诗歌的本质不是智力而是情感……他坚持的只是诗越聪明越好的观点，因为聪明的诗人兴趣可能更广、表现方式可能更成熟。”[37] 显然，艾略特坚定地认同诗歌的抒情本质。
诗歌由抒情本质向更广义的蕴含意味的“沉思”过渡，有别于“直接抒情”，而是要把诗歌所表达的情绪内在化、艺术化、生命化、本体化。而诗歌的“间接抒情”融于叙事、戏剧性细节、意象的选择上，把诗歌的意蕴美、形象美、哲理美升华成一种沉默而丰富的艺术张力，令灵魂与诗意得以飞翔，从而抵达审美之诗、情操之诗、艺术之诗、大地之诗的诗学境界，而这一切蕴含着诗人“内歌唱”的情操与身份所在。
（二）认识论意义
透过诗歌的外在表现形式，抵达其所欲揭示的艺术视界，让诗歌成为一种对世界的感知、对艺术的充分体验和对人性与灵魂的去蔽媒介。诗歌的沉思气质及其审美、教育、娱乐等功能都完成了对其认知功能这一艺术价值的建构。
内歌唱，表现为艺术的孤独与对虚无的体验。“孤独的人类幸有艺术做伴。艺术原是孤独的人类用以倾诉内心情绪、宽慰或内省的方式。艺术是灵魂的歌吟。而灵魂的歌吟恰是广义的诗的精髓。被这种‘广义的诗’所化育的一切艺术品类因之都获致不同程度的魅力。”[38] 孤独，使得诗歌语言与社会习语保持了距离。“纯文学威胁着一切不是纯然以社会性言语为基础的语言。一种混乱的句法不断向前展开，于是语言的解体只可能导致一种写作的沉默了。……这类字词接近一种简单的、单一的行为，其沉浊性表明了一种孤独性，因而也就是一种纯洁性，此种艺术遂具有同自杀相同的结构：在这里沉默相当于这样一种齐一性的诗意时间，它嵌入两个层次之间，它使那些字词崩裂，这些字词与其说像一套密码，不如说像一束光亮、一片空白、一种谋杀、一种自由。”[39] 孤独与虚无形同兄弟。“人不过是一具激情骨架，而此骨架本身只不过是对于一种虚无的幻想：人是不确定者。”[40] 诗歌便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沉思。虚无意识并不指向本质上悲观论意义，而是抵达诗歌认知的高度，成就艺术的情操，跨越时空，经久不衰。比如中国古代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等作品所传达的时空意识，便指向虚无的经验与思考。中国的传统美学极为重要的精神一脉便是庄禅美学，它最讲究“虚空”意境。
具有内歌唱情怀的诗歌，作为洞悉虚无的路径，潜入幽暗与深渊，最终抵达生命内部的秘密，成为一种抵达心灵秘密故乡的艺术触媒。诗歌的内歌唱，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构成了“沉默”的美学。“沉默是苦思冥想的地带，是思想成熟的萌芽阶段，是最终为言说争取到权利而经受的磨炼。”[41]“沉默是艺术家超脱尘俗的最后姿态：凭借沉默，他解除了自己与世界的奴役关系。”[42]“沉默、虚空、简化的概念勾勒出崭新的观看和倾听的方式——促使人们获得更直接、更感性的艺术经验，或者让人们以更自觉、更理性的方式面对艺术作品。”[43]
沉默的美学，事实上是对中国传统诗歌中讲究意象美、意境美的另一种西方化的表述，其最终指向艺术的认知价值。
（三）方法论意义
回归诗性，建构经典。用这样的追求去检验当下诗歌写作的有效性问题，不失为一个恰当的艺术尺度，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较好地认清非诗、非艺术的“诗歌”。
内歌唱不同于一般地抒情与赞美，而是依凭诗人丰富的学识与敏锐的知性，在激情与思想的碰撞燃烧下化作语言的诗篇。反观当下诗歌鱼龙混杂的写作现状，喧嚣嘈杂的“网络诗歌”、官方刊发的有物质关系隐患的“纸质诗歌”、自编自印的小团体的“圈子诗歌”、占据某种特权与意识形态表演性的“主旋律诗歌”等使诗歌不再“贫乏”，而是形成了“丰收”的景观。但事实上，应清醒地认识到，某些曾经被当代文学史，包括已经经典化的诗歌史评为优秀的诗歌作品在时间的淘洗中消失了它过去的光泽与亮度。
总之，“内歌唱”的哲学基础更贴近西方存在、体验哲学的气质，把诗看作艺术的一种触媒，从而让读者与听众（当诗歌被朗诵时）走近诗意与诗性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