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代诗歌的“口语中心化”

“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诗歌写作，关注日常口语，表现出与朦胧诗宏大叙事与重抒情特征相异的美学倾向，回归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回避过分抒情。这一批诗人主要以“他们”诗派的于坚、韩东等诗人为代表。

实际上，口语写作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中国新诗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口语写作推动的结果。晚清“诗界革命”提出“我手写我口”。胡适发起白话文运动并“尝试”用白语写诗时，很大程度上借用了口语的力量，胡适这样归纳“白话”的语言特点——“白语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1]。

第三代诗歌写作“PASS”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的美学理念，表现出一种新的审美形态，扩充了诗歌表现的内容，特别是语言表述的日常化，使得“后朦胧”的诗学从精英走向了大众，并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表现“日常生活”渐渐发展为构成20 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主要特征的“叙事性”[2]，特别是由于网络的普及，“口语写作”成为诗歌创作的主题。口语诗歌过于注重日常性，背离了诗歌的艺术指涉，远离了诗歌本体所追求的艺术与思想高度，使诗与非诗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口语写作的中心化，造成了当代诗歌发展的艺术困境。

王家新在《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一文中提到，“为什么一些人写出了‘语感’也写出了‘生活’，但依然为其意义的空洞所困扰呢？难道我们不应该从根本上反省一下自己的写作吗？”[3] 丧失“意义”，是口语写作在坚持多年的以口语为中心后，因为缺少学养与对艺术的偏狭导致了自身的迷失。可见口语写作如果没有更有质地的思想作为基石，这样的写作很难经得起时间与艺术双重标尺的考验。深远意义的缺失，大概是当下口语写作最主要的问题所在。即便被口语写作标为“鼻祖”的于坚，他的写作也不由得令人担心：“诗歌在艺术上失去活力，在精神上沦为大众消费时代的同谋。”[4]“诗人只能写自己的日常生活，仿佛诗人除了自己身边那点琐事，就不应该关心在更广大的空间发生的现实，仿佛宇宙中发生的一切都与我们的存在毫不相干似的。这实际上是要窒息自己诗人的心灵，使它在虚假的、平庸的现实包围中一天天虚弱下去。”[5] 远离20世纪80年代第三代诗人中“他们”提出“先锋”写作的历史语境，冷静地看待诗歌本身，我们发现所谓的先锋写作，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并不是很多。今天看来，昔日“先锋”的“口语写作”实际上呈现出的是对“朦胧诗”的“影响焦虑”。特别是最近“诗江湖”等诗歌网站上出现的诸如“下半身”与“垃圾派”“废话写作”中的口语写作已经完全将诗歌拽进琐碎的日常，使诗歌在消解意义的同时也丧失真正的“意义”。

不可否认，“口语”写作从屈原、李白的诗歌直到当下，出现了许多精品，也成为诗歌主要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口语作为主流刊物与大众的审美趣味，却也有让诗歌滑入“深水区”的不利一面。大众拒绝诗歌，很大原因始于诗歌丧失了审美与哲理的高度。口语写作的中心化倾向，构成诗歌书写最大的艺术困境。诗歌写作中叙事的泛滥，实际削弱了人们对文学作为审美的体验能力，也让诗歌受众对诗歌产生越来越多的误解与失望。1999年2月，郑敏先生在《诗探索》第一期发表了《胡“涂”篇》，她尖锐地指出：“青年诗人无不以了解当代先锋诗论和诗歌作品为荣，但却不愿逆流而上找到西方先锋思潮与西方文学传统间的血缘及变异的关系。……这造成两种不好的后果，一是对物质文明发展较迟缓的东方国家的人文文化抱有歧视，并养成中国人的自卑心态；二是对文学艺术采取后一代淘汰前一代的错误价值观，以致争当‘先锋’，往往宣称自己是超过前一代的最新诗歌大师，并有文学每五年换一代的荒谬理论，造成青年创作队伍浮躁与追逐新潮的风气，未能潜心钻研，坚持‘根深树大’的文学艺术信念，只求以最短的时间争取最大的名声与商业效益。”[6] 成为潮流的“口语写作”，使诗歌沦为一种表演，而浮躁的时代中真正安静写诗的人越来越少。任何成了“中心”的“边缘”，都是危险的、值得警惕的。“80年代末是一种结束——它大致上标志一个看似在反叛实则逃避诗歌的道义责任、看似在实验实则绕开了真正的写作难度的诗学时代的结束。”[7]一些诗人死抱着20世纪80年代所倡导的“先锋”，的确造成了艺术创作终结的宿命与“阿喀琉斯之踵”。当代诗歌最大的危险在于“口语写作”变成新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使诗歌写作”背离艺术指向滑入“大众化”的狂欢趣味之中，背离诗歌之所以为诗歌的形式与内容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