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2]从人类历史来认识生态文明

作为大自然的生物结晶——人类，寄身于地球表面的一种生物本能，即必须从自然界获取维持延续生命的食物。在漫长的进化史中，人类智慧逐步增长，在衣、食、住、行诸方面均取得了其他生物难以望其项背的进步。

相对于单纯的采集、狩猎活动，牧业、农业、渔业、林业等生产方式陆续登上历史舞台，意味着人类逐渐放弃直接依赖于自然界的做法，换成通过家畜繁殖、鱼苗饲养和作物、树木生长的方式，生产供给自己和社会的物质资料，尤其是满足自身对食物越来越大量的需要。人类这些社会生产的主流方式，令全人类至今仍然享受着前人馈赠下来的巨大恩泽。从这里可以体会到，人类能够出于长远的考虑，不断地从事有利于生产劳动方面的发明，就其意义而言，人类不是大自然的对立物，而是走向社会化的、对大自然怀有深厚情感的理性人类。

人类难以解决好的事情，在于人类内部相互之间的攻讦和报复。由于私欲的膨胀，加之政治主张、经济扩展、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作用，不同的人群组织内部及与外部之间，围绕正义诉求、地域空间、社会财富（含各种资源和能源），在历史上发动了难以计数的争夺和战争。以战争为例，从古希腊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中世纪持续近200年的欧洲八次“十字军东征”，至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再到战后美苏两国为首的世界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人类的战争史可谓旷日持久，罄竹难书。在全人类尚未建立起各国共同遵守的国际秩序之前，无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类自身，都必将因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这是人所共知，同时也是无法避免的。

社会发展到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从英国兴起了，其影响逐渐波及到欧洲和世界，所创造的新的生产方式，其耀眼之处有三：一是采用水力、煤炭、石油和发明电能作为强大的动力，推动着蒸汽机、内燃机和汽轮机等机器的运转；二是开采和利用矿物质原料生产钢铁等有色金属，再生产成机器和产品，构成强大而连续不断的生产能力；三是充分利用和释放物质的化学成分，用以达到增生各类产品质量和数量的目的，这些均为有别于传统农牧业生产方式的地方。

依据智者的观察和大批亲历者的感受，工业时代所孕育的超凡能力，将工厂和矿山开采推向世界，造就了人口数量膨胀的众多城市，利用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支撑起了全球性的贸易，追求超额利润获得了远超前代的巨额财富，但这种人口及经济相互推动的助长方式，致使污染物大量排放，造成对自然界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已让人类所居住的家园——地球不堪重负。值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卡逊所著《寂静的春天》著作出版，书中那种出自职业女性的特殊敏感性描写，将化学农药施入农田后的危害揭露无遗，随后罗马俱乐部又发布《增长的极限》报告，对人类社会传统的发展模式敲响了警钟，还有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著《大地与人类母亲》出版，严厉谴责这个时代滥用技术所带来的恶果，均为推动世界性环境保护热潮兴起的杰出人物或团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当年，联合国宣告成立（中国为创始成员国），其向往的目标是“我联合国人民团结起来，追求更美好的世界”。至1973年1月，作为联合国统筹全世界环保工作的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正式成立了。在人类逐渐远离席卷世界的大规模战争后，环境问题很快上升为世界各国迫切关心和积极寻求解决出路的重大议题。1972年6月5—16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于1992年6月3—14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环境与发展大会，又通过了《21世纪议程》等3项文件。这两次大会所取得的成果，已成为联合国在环境与发展领域所做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业绩。

在减少温室气体效应、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方面，真正确定并落实到各国政府头上的任务清单，为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多次会议制定的《京都议定书》，其中规定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由联合国协调组织大家在一起，学会同舟共济、相互制约的处世方式，为人类共同家园的安危商议解决途径和具体承担的职责，所体现出的国际人道主义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执行意义。面对人类数千年不平静的历史，这样的合作意向和迹象会给世人带来希望。

2012年11月，中国政府着眼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目标，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明确将生态文明提到了与其他建设任务并重的高度，这是一个此前还不曾有过的战略高度及其部署，其意义十分重大。

这样的五种建设任务互为结合和支撑的建设蓝图，乃是基于古代东方自然与人类社会和谐相处的思想，也包括对大量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认知，最终期望建立起一个结构完整、功能完善的中国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从人类历史来加以认识，这是非常符合“生态整合”思想的设计，诸如关注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质量和生存要求，重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积极发展清洁能源，努力提高在实施发展中推进和解决环境方面问题的能力，率先在福建、贵州等省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等做法，均切实可行。对于国际社会营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来说，也将构成一种时代启示和实际贡献。

---

[1] 原载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编辑《LAF景观设计学》第019号（“人类世生态系统”专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9页。

[2] Crutzen P.J.，Stoermer E.F.，The“Anthropocene”，Global Change Newsletter，2000（41），17-18.

[3] [英]科林·麦克伊韦迪、理查德·琼斯：《世界人口历史图集》，陈海宏等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413页。

[4] [英]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5] [英]科林·麦克伊韦迪、理查德·琼斯：《世界人口历史图集》，陈海宏等译，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422页，参见图6.5 1400—2200年的世界人口。

[6] [澳]M.A.J.Williams等：《第四纪环境》，刘东生等译，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7] [英]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反资本主义制度》，罗汉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40页。

[8] [英]威廉·伯勒斯主编：《21世纪的气候》，秦大河、丁一汇等译校，气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240页。

[9]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307页。

[10] [美]斯蒂芬·斯耐特：《地球——我们输不起的实验室》，“前言”，诸大建、周祖翼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页。

[11] [法]克洛德·阿莱格尔：《城市生态，乡村生态》，陆亚东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5—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