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古代政治诗的文本依据

（一）文本来源

本书采集的中国古代政治诗歌文本，分别来自不同朝代的诗歌总集、别集。从先秦到元代的政治诗歌文本，来自这些朝代的诗歌总集，如《诗经》《楚辞》《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诗》《全元诗》。明代、清代的政治诗歌文本，来自明清的一些诗歌总集和别集。明代的总集如《列朝诗集》《明诗综》；明代的别集如《槎翁诗集》（刘崧）、《高青丘集》（高启）、《怀星堂集》（祝允明）、《空同集》（李梦阳）、《大复集》（何景明）、《杨忠介集》（杨爵）、《文忠集》（范景文）、《石臼集》（邢昉）、《楼山堂集》（吴应箕）、《四思堂文集》（傅维鳞），等等。清代的总集如《清诗汇》《清诗铎》等；清代的别集如《梅村家藏稿》（吴伟业）、《田间诗集》（钱澄之）、《陋轩诗集》（吴嘉纪）、《西堂诗集》（尤侗）、《学余堂集》（施闰章）、《翁山诗外》（屈大均）、《松桂堂集》（彭孙遹）、《独漉堂集》（陈恭尹）、《白鹿山房诗集》（方中发）、《东江诗钞》（唐孙华）、《邵子湘全集》（邵长蘅）、《敬业堂诗集》（査慎行）、《饴山诗集》（赵执信）、《耕余居士诗集》（郑世元）、《归愚诗钞》（沈德潜）、《小仓山房集》（袁枚）、《瓯北集》（赵翼）、《更生斋集》（洪亮吉）、《天真阁集》（孙原湘）、《青芝山馆诗集》（乐钧）、《小谟觞馆诗文集》（彭兆荪）、《意苕山馆诗集》（陆嵩）、《古微堂诗集》（魏源）、《平昌诗草》（吴世涵）、《思伯子堂诗集》（张际亮）、《怡志堂诗初编》（朱琦）、《复庄诗问》（姚燮）、《巢经巢诗集》（郑珍）、《乐潜堂诗集》（赵函）、《半行庵诗存稿》（贝青乔）、《秋蟪吟馆诗钞》（金和）、《小匏庵诗存》（吴仰贤）、《人境庐诗草》（黄遵宪），等等。本书的政治诗歌文本是从这些总集、别集里仔细搜集、甄别而来，为研究历代政治诗提供了充足而可靠的文本材料。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说的政治诗的文本，在体裁上不包括词、曲这类更广义的诗歌，历代词、历代曲不属于本书诗歌文本的采集范围。本书这样确定文本采纳的范围，是以历代诗歌总集如《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诗》《全元诗》《列朝诗集》《明诗综》《清诗汇》《清诗铎》为参照标准的。如，本书少数颂政类的政治诗属于曲辞，考虑到这些颂政类的曲辞被《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诗》《全元诗》《列朝诗集》《明诗综》《清诗汇》《清诗铎》等总集予以收录，本书也将这类曲辞作为政治诗歌文本加以收录。

（二）文本使用

对文本的收集和使用，遵从尊重文本、立足文本的原则。

从文本收集的工作来看，是根据本书关于政治诗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标准，从历代总集、别集里尽可能多地去全面收集文本，而不是按照预设的观点所需去选择性地搜集文本。收集文本做到尊重实际的文本事实，保持真实的文本面貌。如南宋诗人周紫芝，在高宗绍兴年间秦桧当权时期曾写下了大量谀颂之作以媚结秦桧，但周紫芝早年身处底层，目睹靖康之乱及民间事变的各种苦难场景，写下了不少表现战祸兵灾、“盗贼”肆虐的怨政诗。本书在收集周紫芝的政治诗歌文本时，就没有因要表达对周紫芝写有大量谀颂之诗的厌憎，而不正视他曾经创作有不少深刻批判乱政祸世的怨政之作。在从《全宋诗》里收集周紫芝的政治诗时，对他所有的颂政、怨政之作都予以采录，以反映周紫芝政治诗歌文本的全貌。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尽可能多地保留了历代大量政治诗歌文本，以最大限度真实呈现留存至今的历代政治诗的本来面目。

从文本使用的工作来看，是从所能收集到的政治诗歌原始文本出发去提炼相应的观点。从诗歌文本的实际描述中去归纳相应的观点，而不是根据先入为主的倾向性观点去定性文本内容，不是以主观预设的观点去排斥客观存在的文本描述。比如，晋代颂政诗、南宋颂政诗的谀颂之风很盛，从规模范围上超过了其他各个朝代、各个时期颂政诗的谀颂程度。这个结论，是从两晋颂政诗、南宋颂政诗的文本和其他各个朝代、各个时期的颂政诗的文本进行比较分析而得出的认识，不是想当然地作出的判定。又如，关于“盗贼”，即武装反叛者，历代怨政诗的基本态度是，既赞成“剿贼”，也抱怨官府逼民为“盗”，更怨责官军“剿贼”不力、戕民有余。这个观点，是从历代大量有关“剿贼”的怨政诗中归纳出的，不是简单推导而来的。又如，清代后期怨政诗对鸦片战争的描写，提供了许多关于鸦片战争的珍稀资料，贡献了许多关于鸦片战争的独特评判。这个认识，是从许多清代诗人描写鸦片战争的怨政诗中发现的，不是凭空拔高而来的。此外，关于诗歌文本和史载资料的关系，不搞简单地以史证诗，也不搞简单地以诗证史。在诗歌文本呈现相应的史实描述时，征引史料互为印证，并结合诗歌文本实际，进行适当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