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古代政治诗的作品类别

中国古代政治诗从《诗经》时代就开启了美刺褒贬的传统。美，即赞颂；刺，即怨责。汉代儒者概括“国风”和“颂”的功能称，“下以风刺上”[25],“美盛德之形容”[26]。后世政治诗作者继承和发扬了这个诗歌传统，并对诗歌的美刺功能作了进一步的指向性的强化和光大。政治诗的美刺功能，在唐代一些诗人的诗序里有直接的阐释。如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篇首自注称：“《道州民》，美贤臣遇明主也。”“《蛮子朝》，刺将骄而相备位也。”“《骊宫高》，美天子重惜人之财力也。”“《牡丹芳》，美天子忧农也。”“《捕蝗》，刺长吏也。”“《阴山道》，疾贪虐也。”“《官牛》，讽执政也。”等等。皮日休的《正乐府十篇·序》直言：“乐府，盖古圣王采天下之诗，欲以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诗之美也，闻之足以观乎功；诗之刺也，闻之足以戒乎政。”白居易的自注、皮日休的阐释都很有代表性，强调了政治诗褒贬以用世的社会功能，对良政善治予以褒扬，对弊政劣治予以怨刺，显示出这类诗歌指向明确的创作动机和社会功效。

从中国历代政治诗的文本实际出发，按题材内容的不同，可以将中国古代政治诗划分为颂政诗和怨政诗两大类作品。中国古代政治诗描述各种社会事象时，没有完全中立的、无倾向的评判。相反，鲜明的褒贬，是非的选择，是中国古代政治诗的题中之义，几乎没有例外。一部中国古代政治诗史，保持着一以贯之的稳定明确的价值取向，即褒扬善政、良政、德政、惠政、廉政、勤政，贬斥恶政、虐政、暴政、苛政、贪政、惰政。中国古代政治诗歌，泾渭分明地形成了颂政和怨政这两大类别的作品，居于中间地带的诗作极为稀少。

各个时代的颂政诗和怨政诗，反映所在时代社会政治运行状况的密集度和深广度，并不一定同步地、成正比例地与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运行状况相关联。亦即是说，政治清朗、经济繁盛、社会安定的历史时期，未必就同比例地地出现颂政诗多、怨政诗少的现象；政治昏败、经济凋敝、战乱频仍的历史时期，未必就同比例地出现怨政诗多、颂政诗少的现象。如，历代颂政诗多有对太平盛世的夸耀，但像盛唐时期一样有令人信服的历史依据的并不普遍。史载：“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27]但开元盛世的这种景况，在唐代颂政诗里并未得到相应的充分展示。这个现象说明，历代政治诗对时代生活的描写，与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并不一定保持同比例关系。实际上，某个时期颂政诗、怨政诗创作的多寡，与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诗界风尚、创作意识等因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复杂关联，各个时期的政治诗不可能做到对社会政治状况具有相同程度的记述。这也显示出，中国古代政治诗史，不等于中国古代政治史，也不等于中国古代史。中国历代的颂政诗和怨政诗，只是中国历代政治运行状况的部分折射，并不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运行的编年史记载。因此，看待颂政诗和怨政诗的产生时代及其相应作品，不应简单机械地将其视为与所在时代的国家治理状况相对应的完整记录。

在中国古代政治诗史上，数量占压倒优势的是怨政诗，但这个创作情势在不同历史阶段有很大的差异。在《诗经》的政治诗中，颂政诗和怨政诗所占比例相差无几。两晋时期，政治诗几乎都是颂政诗，怨政诗难觅踪影。南北朝政治诗的情形也大致相同。但从唐宋直至清末，政治诗的创作情势出现了彻底的改变，怨政诗占据了政治诗的主要位置。虽然唐代直至清代的颂政诗数量也不少，但与同时期怨政诗创作规模相比，已经居于很次要的位置。怨政诗占政治诗主流地位的情形，到明清时期越来越明显。

（一）颂政诗

“颂政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称颂政治功业及政德、政绩、政能、政声的社会政治诗的总称。颂政诗的基本内容包括：颂扬皇帝圣德伟业，歌颂朝廷良政善治，称颂国家统一，称颂国泰民安，称颂轻徭薄赋，歌赞官员勤政尽职，称道官员德政恤民，褒扬官员廉政奉公，等等。颂政诗的价值取向主要包括尊天命，尊祖德，尊一统，尊王道，尊明君，尊贤臣，尊安定，尊繁荣，尊仁政，尊勤政，尊廉政，尊德政，尊恤民，尊济民，尊惠民，尊平叛，尊“剿贼”，尊举贤，尊授能，尊武功，尊文德，尊礼治，尊法度，尊官德，等等。包含这类题旨的作品在全部颂政诗中占了最大比例。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治国的良好境界是实行善政，使民以时，轻徭薄赋，尊老扶幼，崇礼重教，赈灾济荒，丰衣足食，国泰民安，等等，符合中国农耕经济社会以儒家理念施政的基本范畴。“养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勤农丰谷，土田不荒芜，为上善政一。桑肥棉茂，麻苎勃郁，为上善政一。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为上善政一。廪蓄不私敛，发济不失时，水旱蝗螽不为灾，为上善政一。犯其父母必诛，兄弟相残必诛，为上善政一。阐幽发潜，彰孝举节，为上善政一。独骑省从，时行乡里，入其茅屋，抚其妇子，民不以为官，无隐不知，为中善政一。强不凌弱，富能周贫，为中善政一。除强暴奸伪，不为民害，为中善政一。居货不欺，商贾如归，为中善政一。省刑轻杖，民自畏服，为中善政一。察奸发隐，四境无盗，为中善政一。学校殿庑常新，春秋享祀必敬，为下善政一。城隍道路桥梁庐舍修治，为下善政一。纳赋有方，致期不烦，为下善政一。选勇力智谋，具戈甲干楯，教之骑射，以卫四境，为下善政一。天灾流行，疫疠时作，使医疗治，为下善政一。蔬食布衣，燕宾必俭，为下善政一。上善政六，中善政六，下善政六，凡十八善政。”[28]清人唐甄列举的善政举措和效果，与历代颂政诗对善政的描述多有交集，不约而同。

歌颂皇室、皇帝治国功德的颂政诗和称扬地方官员政绩政德的颂政诗，在主题上各有侧重。颂扬皇室、皇帝的历代颂政诗，很多主题贯穿始终，具有很高的重合度。比如，称颂天下一统，海内安宁，是历代颂政诗的主题之一。其他诸如表现奉天承运、顺天应人的天道观、天命观等，在历代颂赞皇室、皇帝的颂政诗里都一再出现，成为长传不衰的主题。而历代颂政诗涉及歌咏地方治理的作品，称颂地方官员政绩和政德的所占比例最高。歌赞地方官员施政业绩和为官之道的作品，重在称颂其政安民，其政利民。这样的颂政诗，题旨本身便具有很高的道义价值。历代颂政诗歌赞地方治理，集中于称颂良官善政的官德政绩，称颂勤政廉政的为官之道。可知对善政良政的嘉许和期待，是历代政治诗不变的诉求和吁请，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极其宝贵的价值传统。

必须说明，中国历代颂政之诗，除了文实相符的作品，也有很多文实不符的篇章。因此，历代颂政诗可分为正颂之诗和谀颂之诗。正颂之诗反映所在时代的治国功绩，符合或基本符合所在时代实际的社会政治状况。如汉代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称颂汉高祖的功德，唐代武则天的《武后明堂乐章·皇帝行》歌赞唐王朝国运兴隆的欣荣景象，明代杨维桢的《上大明皇帝》称颂新王朝的宏大气势和蒸腾国运，清代唐孙华的《进呈御览诗一百韵》称颂康熙时期的国家治理之绩，都可归为正颂之诗。谀颂之诗夸耀所在时代的治国功绩，则不符合或基本不符合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甚至极度扭曲事实，肆意虚饰滥夸，如两晋时期词臣们浮泛夸耀司马氏皇朝功绩的大量颂政诗，南宋时期周紫芝等人连篇累牍矫饰浮夸丞相秦桧功德的大量颂政诗，都属于典型的谀颂之作。对地方官员政绩的颂赞之作，既有正颂之诗褒扬主政者勤谨履职、造福一方，也有谀颂之诗为当政者虚夸政绩、涂抹官德。这类庸劣的谀颂之作，是历代颂政诗的一大顽疾，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污秽之迹。它们的存在，应该正视，不必遮掩。

（二）怨政诗

“怨政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批判性地反映社情政况的社会政治诗的总称。怨政诗的“怨”，有多种含义。①有怨恨、仇恨之义。如：“怨，恚也。”[29]“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30]②有埋怨、责怪之意。如：“爽惟天其罚殛我，我其不怨。”[31]“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32]③有讥刺、嘲讽之义。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33]④有悲愁、哀怨之义。如：“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34]“此处仿佛华林园，使人聊增凄怨。”[35]本书所述中国古代诗歌对政事、政情的批判描写，与“怨”的这几种含义都相符合。怨政诗怨责朝政昏暗，怨恨奸佞谗谄，痛斥官吏贪酷，怨愤税负之苛，怨诉徭役之苦，悲怨战争灾难，谴责投降苟安，讥讽奢侈靡费，怨叹社会不公，不满贫富悬殊，等等，分别涉及“怨”的这些义项。因此，本书中的“怨”是广义的，历代怨政诗对社会政治生活所作的怨愤、不满、斥责、讥刺、哀怨等不同类别的情感抒写，都属于这类批判描写，并非只有怨恨的单义。

相对于颂政诗，中国古代怨政诗对社会政治事务的描述有更强的现实性和更高的真实度。历代怨政诗大多数作品都是直接描写现实社会的具体政治事务，极少泛泛的描述，极少虚浮的感慨。中国历代怨政诗描绘所在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虽然不能做到编年史那样的逐年记载，但其所汇集的中国历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从怨声载道的税赋徭役之苦，到荒政、田政、河政、漕政、盐政、狱政的诸政之弊，到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勾画出了中国历代政治进程的重要轮廓，堪称简明缩略的历史实录。

历代的主流怨政诗是诗人们怀着强烈的道义感创作的。历代诗人以济世安民的态度，践行为君为民的使命，其忧国忧民之心真诚深厚，天地可鉴。历代怨政诗的价值尺度有着明显的承传轨迹，如同情民间疾苦、怨责弊政苛酷的杜甫怨政诗，成为后世诗人自觉仿效的创作目标。元代刘鹗《野史口号碑四十四首》（其九）感慨杜甫忧国忧君：“当时一片心如血，赢得千秋万古知。”杜甫式忧国悯民的怨政诗不仅赢得后世无数读者的感动思悟，更赢得后世大量诗人的跟进创作。后世怨政诗创作在规模上不断扩大，长期成为诗歌创作生气勃勃的重要一隅。当然，在实际的创作中，历代怨政诗不可避免地混杂着一些沽名钓誉、附庸风雅之作，间杂着一些挟私发泄、轻佻牢骚之作，正如明代袁宏道《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其二）所讽刺的：“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但少数的庸劣之作毕竟不是怨政诗的主流。

历代怨政诗在总体上保持了对历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本质刻画，从诗歌这个重要侧面表现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所具有的批判力。作为文学作品，怨政诗对社会政治生活各种场景的描写有其体裁所决定了的修辞需要，必须追求文学渲染效果；但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本质刻画，才是其更具实质意义的作品真正内涵。如曹操的《蒿里行》，描写汉末军阀混战的乱世情景，对政局的剖析直指要害：“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概括极为简洁有力。其他诸如“万姓以死亡”“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之类描述，虽是文学的渲染，但其反映汉末政治危局及战乱纷争带来的严重后果得到相关史载的印证：“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36]“是时天下户口耗减，十裁一在。”[37]《蒿里行》的准确度和概括力是毋庸置疑的。古代怨政诗中有很多作品是描写战乱的，直接展示了战祸的种种血腥场景。诗人们描述的这些见闻，惨绝人寰，却又实实在在，揭示了政治失败、乱世殃民的可怕程度。在历代怨政诗文学渲染的背后，其对社会政治生活深刻的洞察力，其反映社会政治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要远远超过历代颂政诗。

除了反映国计民生相关问题的主流诗篇，历代怨政诗还有一类作品，记述个人冤屈境遇，由此揭示和批判朝廷政治及国家治理的弊端。从先秦时期的屈原、宋玉，到唐宋时期的刘长卿、刘禹锡，直至明清时期的李梦阳、杨爵等，历代怨政诗人在此领域留下了不少颇有内涵深度和认识价值的作品，明代杨爵创作的一百多首专题式系列怨政诗即为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