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生态系统的变化

以前中国的环境史研究论著，虽然文中不乏生态环境之类的词汇，但实际内容中却缺乏生态系统的事例与内容，考察若干环境要素居多，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并不突出甚至有些勉强。当然，生态方面的史料比较零散，前人认识也有限，必须经过对史料的大量发掘、综合研究，运用现代生态学知识，才能揭示当时的生态系统及其运行变化。另一方面，前人的一些认识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个别有识之士，已经揭示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变化，并且还指出其中的自然与社会诱因，只是我们此前没有发现而已。

黄土高原属于生态敏感、脆弱地区，明代前中期有规模不小的屯垦与开发，16世纪中期前后又是小冰期的寒冷期，势必对当地的生态造成影响。兹以庆阳府为例。嘉靖二十五年（1546）出任庆阳知府的李绅，[16]曾撰有一首诗，记载当地山水环境，是为《山水歌》，其中有：

水滨绝无鱼网集，山头但有农驱犊。

水性湍兮势滔滔，俄尔高岸为深谷。

山顶秃兮时濯濯，秋来拢上惟糜菽。[17]

记载了当地农业垦殖，山顶植被遭到破坏，成为濯濯童山，水流湍急，进一步加剧了土壤侵蚀，河流侵蚀严重程度可由“俄尔高岸为深谷”见其一斑。由于水源涵养区的植被变化，也改变了河流的水文特征，汛期的径流量与含沙量均急剧增大，极易引发灾害。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七月大水，庆阳城“南关居民溺死者万余，夹河两岸仅数里许，死者亦万人。庐居货市，顷成沙碛。”不到10年，嘉靖三十七年（1558）七月，再次大雨引发洪水，房舍倾圮、城墙崩塌。[18]这些环境要素的变化，必然引起生态系统的变化。

关于当地生态变化及其原因，笔者在嘉靖《庆阳府志》卷3《物产》中发现了一则典型材料，兹摘抄如下：

昔吾乡合抱参天之木，林麓连亘于五百里之外，虎豹獐鹿之属得以接迹于山薮。据去旧志才五十余年尔，而今椽檩不具，且出薪于六七百里之远。虽狐兔之鲜，亦无所栖矣。此又不可慨耶。嗟夫！岂尽皆天时？人事渐致哉。往之斧斤不时，已为无度，而野火不禁，使百年地力一旦成烬，此其濯濯之由也。……若去年丁巳之田鼠害稼，顷亩立尽，家鼠尽游，而猫且避之，似又不可不附见于此也。[19]

根据“去年丁巳”行文可知，该文当完成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概述16世纪前半叶的环境与生态变化。大意是说，当地50余年之前，植被很好，森林覆盖率高，在近乎原始的广袤山林之中，各种动物栖息繁衍。然而半个多世纪之后，由于过度砍伐森林，毁林开荒，动物种群减少，无栖息之所，昔日青山，变成濯濯童山。由于食物链出现问题，原有的生态失衡了。并举例说，老鼠大量繁殖，田鼠毁坏庄稼、家鼠四处游窜，此乃生态失衡、天敌减少所致。作者认为，这些变化不能全部归因于自然界的自我演替即自然环境的变化，也是人为逐渐造成的后果。

因此，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加强其他学科知识的吸收与利用，从相关现象及其变化中推断出生态系统的运行状况，找出各种环境要素及其变化的关联性。而在文献方面，对前人已经揭示、已经认识的环境与生态变迁，需要下大力气予以发掘和利用。

搜寻、查找、整理、利用史料正是经过系统训练的史学工作者特长所在，正是我们的用武之地。不过，尽管丰富的史料记录了环境史的若干层次内容，但绝不能不加鉴别地找到即用。这些历史上形成的书面材料，是由人完成的，其质量水平往往与作者的写作目的、编撰态度、认识水平、主观倾向存在密切关系。若欲深刻理解、充分把握文献的内容，则需了解文献内容以外的信息，如作者情况、写作背景、信息来源、文献性质、版本流传等。只有全面掌握、综合分析，才能防范其有意无意的偏差与错误。笔者并非忽视更新观念、转换视角的重要性。对于所有史料，不管其有无谬误，还要看是以什么样的角度来研究什么问题。例如清代乾隆年间以来，关中各渠道刻意编纂水利文献，对于关键内容各自给予特别解释，甚至出现蓄意篡改此前文献。后者在研究农田水利时当然应该特别注意，以减少、剔除其中的谬误之处；然而，若用以研究水资源紧缺、灌溉环境变化之下，不同利益群体的反应，则是特别典型的史料，这些“不实”的文献反而更好地反映了环境变化之下人们的行为方式与心态。[20]

环境史研究需要多学科的知识积累与学术素养，根据目前的学科分类与培养体制，恐怕还没有哪个学科、哪个人的知识可以完全满足整个环境史的研究需要。对于环境史研究从整体来说，需要多学科的协作攻关。对于各学科的个人来说，在积极吸取其他学科知识与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发挥本学科、本人所长是务实的做法与抉择，也就是说，既需要扬长避短，也需要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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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钞晓鸿（1968—），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专门史，即明清社会经济史和中国环境史方向。

[2] 该文正式发表于《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此为未压缩稿。另，当年发表时的嘉靖《庆阳府志》，用的是200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整理本，此次该志各引文，还原为嘉靖三十六年增刻本的相应页码。参见张德二年《中国历史文献档案中的古环境记录》，《地球科学进展》1998年第3期。

[3] “史馆档”《清史稿·灾异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文献编号：030001至030023。

[4] 以上分别见《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1512、1515页。（清）黎庶昌：《应诏陈言疏》称：同治元年春夏之际，“河北旱蝗间起”。见（清）盛康：《清朝经世文续编》卷13《治体》，光绪二十三年武进盛氏思补楼刻本，第53页a。同治《苏州府志》载：“同治元年七月甲申，飞蝗自北至南，有雷声送去。”见同治《苏州府志》卷143《祥异》，《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10册，第648页。

[5] 详细情况请参拙文《台湾故宫“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清史研究》2003年第3期。

[6] 闵宗殿：《〈明史·五行志·蝗蝻〉校补》，《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

[7] 清代也有个别地点使用仪器观测气象并留下降水数据，参见竺可桢《前清北京之气象纪录》，《气象学报》1936年第2期。

[8] 郑景云、郝志新、葛全胜：《黄河中下游地区过去300年降水变化》，《中国科学》D辑，2005年第8期。

[9] 张瑾瑢：《清代档案中的气象资料》，《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10] 两淮盐政伊龄阿奏折，乾隆四十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04-01-24-0066-064。

[11] 两淮盐政伊龄阿奏折，乾隆四十年九月二十五日，朱批十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03-0596-064。

[12]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992，乾隆四十年十月壬午，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3册，第253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乾隆四十年十月初八日，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3] 江苏巡抚萨载奏折，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04-01-01-0333-010。

[14] 江苏巡抚萨载奏折，乾隆四十年十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04-01-24-0066-071。

[15] 两江总督高晋奏折，乾隆四十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04-01-24-0066-070。

[16] 参见嘉靖《庆阳府志》（卷10）《官师》，嘉靖三十六年增修刻本，第10页a。

[17] 嘉靖《庆阳府志》卷20《艺文二》，嘉靖三十六年增修刻本，第12页a。

[18] 嘉靖《庆阳府志》卷18《纪异》，嘉靖三十六年增修刻本，第20页a、21页b。

[19] 嘉靖《庆阳府志》卷3《物产》，嘉靖三十六年增修刻本，第20页a—21页a。

[20] 拙文：《争夺水利 寻求证据：清至民国时期关中水利文献的传承与编造》，载刘翠溶主编《自然与人为互动：环境史研究的视角》，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83—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