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开展山西宗族研究的初步设想

基于上述学术史和宗族概念的重新理解，笔者认为当前宗族研究在山西的实践，不妨从以下四个层面来进行研究和整合。

第一层面，从水利的立场出发研究宗族。以水为中心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开展明清以来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在行龙教授“走向田野与社会”学术理念指导下，他们凝练出“水利社会”这一中观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在开展以水为中心的整体社会史研究过程中，主张从类型学视角出发，将山西水利社会区分为“泉域社会”“流域社会”“沟域社会”“湖域社会”等多种类型，围绕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社会组织、制度、文化习俗等，形成了他们对明清以来水资源日益匮乏条件下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总体认识。[19]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化，我们发现原先为研究者所忽视的“宗族”问题与水利资源开发利用、地域社会的历史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将宗族研究引入水利社会史，实现由水利而宗族，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讨论宗族、水利、市场、祭祀等中层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中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20]。这样就有可能站在水利的立场，结合宗族问题的研究，开辟出一个宗族研究的新区域，并与学界已有的山西宗族研究形成呼应并展开积极的学术对话，学术前景令人期待。

第二层面，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探讨山西区域社会中的宗族问题。在研究中，我们时常看到山西区域内存在众多的世家大族，如河东裴氏、太原王氏、万荣薛氏、永济杨氏，以及大量的汉人世侯宗族，如平遥梁瑛家族、定襄周氏、武氏、浑源孙氏、曲沃靳氏、阳泉和河津的史氏等[21]。山西的宗族资料十分丰富，而目前大规模的宗族研究并未展开。虽然常建华、赵世瑜等知名学者已经做过不少颇有影响的研究工作，极富启迪意义。但还有大量的系统资料发掘、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有待进一步加深和强化。在此，我们认为率先开展对山西地区宋金元时代和明清以来相继出现的大姓望族的研究很有必要。科大卫也曾惊叹道：“山西的地方历史史料非常丰富，但其地方历史一直未被仔细研究过，真是奇怪得很。”[22]对于科氏的这一批评，我们也理应做出必要的反思与回应。

第三层面，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视域出发，研究山西地域的商业性宗族也不可或缺。明清时期，晋商对山西区域社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是海内外著名的商业群体，过去在经济史的研究中虽有所涉及，但是，以宗族建构实践为主题的研究是个很大的缺憾，晋商宗族研究在开展山西宗族史研究中理应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由晋商宗族研究，也可以进一步响应或回应华南研究者提出的宗族庶民化、常建华的宗族乡约化等问题。

第四层面，要大力开展新中国成立后山西新修谱牒的研究，尤其是1949—1979年这30年间的新谱研究。关于新谱，最近上海师范大学钱杭教授已经给出了一个确切的定义：“是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所编、刻、印、抄而成之‘旧谱’而言的谱牒类文献。”他进一步将新谱区分为1949—1979年和1980年以后两个阶段，将前三十年的新修谱牒区分为“新旧谱”和“半新谱”，1980年以后形成的谱牒成为“全新谱”。[23]笔者认为，1949—1979年，即所谓集体化时代的新谱研究应当是一个重点领域。对于谱牒学而言，诚如钱杭教授所提出的那样，在时段上、内容上均具有显著的时代特性，且长期为学界所忽略。对于社会史而言，旗帜鲜明地从社会史角度开展集体化时代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已经是当前中国史学界一个很受关注的新领域。[24]笔者所在的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集体化时代山西农村档案文献资料收集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发现，在进行村庄一级档案资料的收集过程中，与之并存数量最多的文献类型，就是家谱、碑刻和契约文书。因此，以形成于集体化时代的新谱为切入点，对于侧重于村庄档案为中心的集体化时代研究而言也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就开展宗族研究的条件而言，我们认为在山西地区有着很好的条件。实践表明，这里有着非常丰富的宗族资料和很好的研究基础。山西省家谱中心是华北地区开展家谱收藏和数据化整理最早的资料中心，与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有着长期密切的联系。山西省图书馆也建有专门的家谱数据库，系统收集以山西地区为中心的族谱资料，山西各地宗族碑刻资料汗牛充栋，管见所及太原晋祠东庄高氏、花塔村张氏、北大寺武氏、王郭村王氏、曲沃曲村靳氏等，都有宗族碑刻陈列于本族祠堂或当地寺院中；山西民间的寻根祭祖活动更是数不胜数，如河曲南沟的周氏宗族，“网上织网”重修家谱，一时间在网络上引起轰动，已成为我们观察宗族实践活动的一个现实例证。此外，在田野调查中，宗族是最容易进入的一个话题，聊起宗族，人们经常会主动拿出家谱神轴，滔滔不绝地讲述家族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大量的宗族实践、建构活动等，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可能与保障。

最后要强调的是，学界关于宗族的认识，无论是功能性的实体、系谱、文化符号，还是先验的归属感，或是实践活动，都是几代学者研究经验的积累，对此，我们应当充分尊重。在研究中，我们只有灵活运用前人的成果，并积极对话、争鸣，才能真正有利于山西区域的宗族研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希望通过对山西地区宗族社会史的研究实践，努力提出黄土高原的本土化宗族概念、类型，进一步丰富并推动当前国内外历史学界对中国宗族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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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金梅：《华北地区缺乏宗族之刻板印象与文献的关系》，《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2] 常建华：《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10年第1期。

[3] 兰林友：《论华北宗族的典型特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1期。

[4] 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会论文集》，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版。

[5] 赵世瑜：《社会动荡与地方士绅——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为例》，《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

[6] 韩朝建：《“忠闾”：元明时期代州鹿蹄涧杨氏的宗族建构》，《历史人类学学刊》2010年第1期。

[7] 邓庆平：《名宦、宗族与地方权威的塑造——以山西寿阳祁氏为中心》，《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8] 王绍欣：《祖先记忆与明清户族——以山西闻喜为个案的分析》，《历史人类学学刊》2010年第8卷第1期。

[9] 常建华：《明清史学术文库：明代宗族组织化研究》，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10] 常建华：《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1] 常建华：《宋以后宗族的形成及地域比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246页。

[12] 王霞蔚：《明清时期的山西代州冯氏——以〈代州冯氏族谱〉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0卷，2009年，第150—165页。

[13] 饭山知保：《金元时期北方的修谱与碑刻》，见2011年8月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传承与变革：10—14世纪中国的多边政治与多元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饭山知保：《蒙元统治与晋北地方精英的变动——以〈定襄金石考〉为中心》，郑振满主编《碑铭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14] 杜靖：《弗里德曼为什么只重视中国宗族的功能而忽略系谱——兼论作为一种福利制度的中国宗族》，《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15] 钱杭：《宗族建构过程中的血缘与世系》，《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6] 杜靖：《四维归属感：重释当代汉人宗族建设——兼与钱杭先生讨论》，《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4期。

[17] 张小军：《再造宗族：福建阳村宗族“复兴”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

[18] 杜靖：《弗里德曼为什么只重视中国宗族的功能而忽略系谱——兼论作为一种福利制度的中国宗族》，《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19] 参见张俊峰《水利社会的类型——明清以来洪洞水利与乡村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0] 参见张俊峰《神明与祖先：台骀信仰与明清以来汾河流域的宗族建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张俊峰、张瑜《清以来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宗族势力——基于汾河流域若干典型案例的调查与分析》，《人类学研究》第三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张俊峰、武丽伟《明以来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宗族——以晋水流域北大寺武氏宗族为中心》，《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21] 关于汉人世侯，国内外金元史研究的学者早有涉及，可供参考的论文有饭山知保《蒙元支配与晋北地区地方精英阶层的变动》，载李治安主编《元史论丛》2005年第10辑，第39页。王霞蔚《金元以来山西汉人世侯的历史变迁——以平遥梁瑛家族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1年第12卷，第140—150页。

[22] 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3] 钱杭：《关注“新谱”——中国谱学史研究的深化之路》，《光明日报》2014年5月27日第16版。

[24] 行龙：《自下而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社会史视角》，《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4期；行龙：《资料革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工作》，《河北学刊》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