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的基本思路与框架结构

基于上述研究综述,笔者发现,将巴恩斯新历史小说的叙事艺术和历史主题相结合的研究仍有很大空间,而且从叙事学的角度剖析巴恩斯后现代小说历史意识的研究尤为欠缺。鉴于此,笔者在重点分析巴恩斯早、中、后期新历史小说叙事艺术的同时,将挖掘其中的历史主题,以探究形式与主题两者之间的互为结构和影响关联,从而揭示巴恩斯如何从形式和主题上促使我们重新看待并理解世界。

笔者认为,巴恩斯看待历史的态度是:挑战传统单一线性化历史观,批判性地审视宏大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承认历史多元存在的可能性,虔诚地相信实实在在已发生的客观历史事实,避免陷入后现代历史极端相对论陷阱之中。一方面,这种历史观源于作者所受的新历史主义消解一切宏大历史叙事和后现代主义解构文化语境的双重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历史观源自作者对人文主义信仰价值体系的坚守,这表现为作者试图在后现代主义道德真空语境中探求确定性意义,以及强调“信仰之眼”对于维护已发生的客观历史事实的重要性。前者主要体现于作者在早、中期小说中展开的后现代形式革新实验;后者在发表于新千年之后的《亚瑟与乔治》一书中得到鲜明体现:将后现代历史编撰和现实主义相融合,表现出向传统历史小说写实技法回归的迹象。一言以蔽之,就历史叙事美学实验而言,巴恩斯并不是一味地追逐和崇尚后现代历史先锋形式实验,而是在后现代形式实验高峰回潮之后,日渐表现出向英国19世纪伟大写实传统回归的倾向;就历史主题而言,作者不仅以其特有的后现代文学创作形式引导读者走出传统历史观束缚的牢笼,而且还超越了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历史极端相对论。

1.本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

众所周知,传统历史小说盛行于19世纪,以司各特(Walt Scott)为主要代表,隶属于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强调历史的线性叙述、非个人化、作者的独创权、再现的客观性、透明性以及价值中立等特征,以凸显再现客观历史事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与此相对,巴恩斯的后现代历史小说却没有依循以司各特为代表的历史小说传统,而是在背离传统历史小说强调的诸多写实创作成规基础上,呈现出多样杂糅的后现代历史叙事特征。所以,本书指涉的新历史小说是迥异于传统历史小说的巴恩斯式的后现代历史小说。

本书侧重于分析巴恩斯新历史小说的叙事艺术,同时探究、辨析其不同阶段历史主题的发展变化,从而揭示历史展现形式和历史主题两者之间的互为结构和影响关联。关于叙事艺术研究,本书将主要借鉴叙事学理论,深入挖掘巴恩斯多样杂糅、多元变化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力图呈现出一幅巴恩斯美学实验特征全景图。除着重分析文本内部叙事美学外,本书还将结合外部研究的方法,分析文本的外部生成语境——如小说文本创作的社会历史语境和作家的“影响之父”——以期更加全面地考察巴恩斯新历史小说文本的成因与特点。

依据体现巴恩斯较强历史意识这一前提,以及根据不同时间阶段,本书主要挑选《福楼拜的鹦鹉》《10章世界史》《英格兰,英格兰》和《亚瑟与乔治》这四部后现代历史小说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形式层面的不同叙事实验特征,也即最能体现作家巴恩斯大胆形式实验的艺术写作手法。对此,本书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自反叙事、去故事化、寓言叙事与悖论叙事,尽可能全面分析巴恩斯在这四部新历史小说中采用的不同历史展现方式及其表征的历史主题,力图清晰呈现作者整个创作生涯历史叙事表征形式和历史意识的发展脉络图。

四部新历史小说分别代表作家巴恩斯在早、中、后三个时期的主要创作成果,即作者分别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新千年之后的重要作品。首先,四部小说出版的时间跨度较大,能较好地反映出作者在每一历史阶段的艺术创作变化轨迹。受80年代新历史主义对一切宏大历史叙事质疑的影响,巴恩斯发表于80年代的《福楼拜的鹦鹉》和《10章世界史》正是这一时期后现代主义文学重写历史的代表作。在这两部作品中,巴恩斯以后现代自反叙事和去故事化两种陌生化形式实验尝试改写历史。90年代即将进入千禧年之际,英国面临国际地位日益下降的窘境。通过《英格兰,英格兰》的寓言叙事形式,巴恩斯对英国性进行深刻反思,揭示出所谓英国民族身份的人为建构与难以触及的属性。进入新千年之后,受讲故事传统回潮的影响,在《亚瑟与乔治》中,巴恩斯以现实主义和后现代历史编撰相结合的形式,表现出向传统写实小说回归的迹象,补充、拓展了传统历史小说,阐明想象性的同情心与“信仰之眼”(eyes of faith,一种阐释视角)对于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性。整个创作生涯中,巴恩斯的历史书写在注重形式革新实验的同时,日益表现出对外部客观现实的文学指涉。

其次,纵观这四部新历史小说,巴恩斯的历史书写经历了一个从偏重“纯粹”后现代形式革新实验到更直接指涉外部社会现实的过程。这一变化过程体现出作者日渐向英国19世纪伟大写实传统回归的趋势。巴恩斯的国际性创作视野使他的形式实验甚至可以“与意大利、法国和南美同时代作家的实验媲美”,他大获成功的后现代小说形式实验向“徘徊于十字路口的小说家”证明小说并没有死亡,进而突破了“小说死亡”与“枯竭的文学”的僵局。[65]受英国保守写作传统的影响以及对外部社会现实渐增的关注度,相较于早期作品中表现出的大胆的先锋性形式实验,作者在中、后期作品中的后现代美学实验性相对减弱,尽管如此,巴恩斯仍未放弃革新小说艺术形式的使命,而是继续探索文学展现形式多样化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本书还廓清了关于巴恩斯美学实验和历史书写的几个重要问题。

其一,巴恩斯作为后现代主义形式实验大师的标签不能涵盖其后现代历史小说多样杂糅、多元变化的叙事艺术。这一标签模糊地将巴恩斯的小说文本成因完全归因于后现代主义时代语境,未能清晰地反映出作家独特的艺术创作“个性”及其变化脉络。因此,本书在纠偏的前提下,将致力于更加全面明晰地向读者展现巴恩斯后现代历史叙事艺术实验的发展变化。

其二,巴恩斯并非关在象牙塔里的“纯形式实验者”。他不仅致力于多方面革新传统小说家的单一权威叙述,而且日渐表现出对文本外英国战后社会文化的批判意识和文学意指。这表明,巴恩斯既不是一位“为艺术而艺术”的纯唯美主义实验大师,亦不是一位“为解构历史而书写历史”的纯粹的解构主义小说家。确切地说,巴恩斯是一位对外部经验世界极具责任意识和批判意识的形式实验大师。

其三,除了对外部社会现实/文化具有文学意指之外,巴恩斯的历史书写还促使人们思考“我们该如何抓住过去”[66]。针对这一问题,作者以具体的文学创作给出“巴恩斯式”的解答。那便是,创作时,作家要通过“想象性的同情心”(imaginative sympathy)尽可能地真实再现人物“经历”的历史,实现与历史处于一种“我与你”的平等对话关系之中,而非“我与物”或“我与语言”的主客体关系之中;与此同时,作家还要秉持“信仰之眼”(eyes of faith)去维护已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客观历史事实。因此,巴恩斯绝非一位后现代历史极端相对论者。

2.本书的框架结构

除导论和结论部分之外,论文主体部分共四章。

第一章聚焦于巴恩斯早期新历史小说《福楼拜的鹦鹉》的自反叙事策略及其表征的历史意识。本章主要从“巴恩斯”的叙事越界、跨类书写、戏仿福楼拜传记以及消弭文本与文论界限这四个方面切入,指出,这些形式技巧体现出小说家对文学形式审美建构过程的自觉意识,以及用文学话语对这一虚构属性进行自反叙述的艺术革新意识。首先,通过设置作家“巴恩斯”显现于叙事文本之中,一方面,巴恩斯揭开了传统作者的神秘面纱,委婉地对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予以反驳,并颠覆文本意义受制于“作者意图”的一元性谬论;另一方面,通过暴露小说为人工制品的虚构身份,巴恩斯说明传统历史小说再现的外在客观现实的人为建构属性。其次,通过跨越不同文类界限,巴恩斯不仅说明小说与其他文类之间的互文性关系,而且还挑战了作者的独创性权威与文类同一性蕴意的成规。此外,通过在形式风格和内容上双重戏仿传记叙事,巴恩斯以极具陌生化的方式揭露传统传记叙事存有的弱点和不足,消解了传记叙事所谓的纪实属性,使得读者对这部“福楼拜传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产生怀疑,进而阐明展现并不等同于真实的福楼拜,仅是已故作家的影子而已。最后,巴恩斯将现实世界的批评实践活动融入小说虚构之中,打破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之间截然对立的界限,模糊了批评实践的真实属性与小说虚构间的绝对边界。简而言之,通过自反美学实验,这位曾徘徊于“十字路口的小说家”背离了传统历史小说非个人化的创作规则,丰富英国小说形式创作多样性的同时,突破了“小说死亡”与“枯竭的文学”的困境,并令读者难辨福楼拜的真与假。

第二章以巴恩斯早期另一部形式实验大获成功的代表作《10章世界史》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其中的去故事化实验及其叙事因果。在这一被贴有“短篇故事集”标签的小说中,去故事化实验特征主要表现为:狂欢化叙述声音、非线性叙事时序、蒙太奇式叙事空间、断裂的故事情节和非典型化人物塑造。这些反写实技巧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稳定、连贯的叙述语境,极大地彰显出小说的非故事性,表征了一部非线性化且意义不确定的世界历史。具体而言,首先,狂欢化叙述声音挑战了传统历史小说全知叙述者被隐含作者赋予的一元性权威,建构出一个意义多元不定的文本空间;其中人格化的叙述者还偏离了传统小说叙述者非人格化的创作成规,使得所述内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不再不容置疑,强化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其次,非线性化叙事时序暴露出作者重新安排故事事件先后顺序的艺术痕迹,揭露传统小说线性叙述时序的人为建构属性,进而引导读者走出了传统历史小说借以表征的线性化历史。再次,通过蒙太奇式叙事空间,巴恩斯削弱了不同故事事件之间的因果关联性,强化了再现历史的混乱无序性和碎片性;与此同时,通过设置方舟及其不同空间表现形式交互参照和反复重现,作者深化了方舟这一空间意象蕴藏的寓意,即历史的周期循环性与非线性化。另外,凭借断裂的故事情节,作者偏离了传统历史小说单一明晰的线性化故事情节,凸显出历史的碎片化和非逻辑性,革新了读者对传统小说遵循线性因果逻辑再现的单一线性化历史的认识。最后,通过非典型化人物塑造,巴恩斯消解了传统小说人物的主体性地位,使得人物与其他叙事元素一样沦为叙事的功能符号,以至于小说文本不再存有一个核心意义象征,从而加强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而且,这一叙述策略还反映出后现代主义语境下人的“主体死亡”与小说“人物之死”,说明人把握外在客观现实的艰难,进而暗示接近确切历史真相之不易。由上可见,这部小说将英国小说的去故事化实验推向极致,展现出一部混乱无序、非线性化的世界历史,构成对所谓世界历史最具颠覆性的注释。

第三章重点关注巴恩斯进入新千年之际发表的政治寓言小说《英格兰,英格兰》。继《豪猪》中显露出的写实征兆之后,在《英格兰,英格兰》中,巴恩斯没有延续这一写实叙事倾向,而是采用反写实的寓言叙事形式。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玛莎的寓言化塑造、寓言化荒诞情节编制和时空的寓言化展现——剖析小说的寓言叙事特征与作者就英国性展开的深层哲思。通过将英格兰拟人化为主人公玛莎,作者实现了对玛莎的寓言化塑造,因而,玛莎探求内心真实自我的失败旅程寓示英格兰接近英国性客体之艰难,讽喻了英国性的虚构本质。寓言化荒诞情节编制产生的美学效果是:增强叙事荒诞离奇的非写实属性的同时,在象征层面上阐明英国性的虚构本质。凭借对叙事时空进行寓言化展现,巴恩斯强化了叙事文本缺乏现实依据的虚拟效果,再次将讽喻的矛头指向英国性的虚幻色彩。显而易见,在寓言叙事这一外衣的保护下,巴恩斯间接地嘲讽了那些在新千年之际试图重建传统英国性的国民们,并传递了一则具有普适性和永久性的寓言式告诫:建构恒久不变英国性的不可能性和徒劳无效性。

最后一章关注后期新历史小说《亚瑟与乔治》的悖论叙事:现实主义和后现代历史编撰相结合。这一悖论形式对两种创作传统构成双重戏仿。在一定意义上,《亚瑟与乔治》对于传统小说和后现代历史编撰叙事都具有补充和拓展意义。该章主要从五个方面——模仿自然时序、事实与虚构并存、交替的人物视角、人物意识话语再现和问题式开放结尾——解析作者关于历史的新阐释。首先,作者以模仿传统传记年代顺序手法凸显文本虚构世界与外部真实世界之间的相似性,强化再现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并深化了文本真实再现客观历史事实的主题。其次,作者一方面将事实与虚构相融合,充实这一关于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叙事,增强小说的似真性效果与该传记文本的写实属性;另一方面,凭借“作者尾注”这一边缘文本,作者补充说明主体叙事内容的事实依据,进一步增强叙事的历史纪实性。再次,作者以交替的人物视角革新了传统小说全知叙述模式。通过人物的内视角,作者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眼中的世界以戏剧化的展现方式呈现于读者面前,拉近了读者与历史人物之间的距离,实现了对历史人物及其感知的世界的世界呈现。此外,作者采用大量的自由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这两种人物意识话语展现方式,将人物的内心意识活动以前景化的方式直观呈现,弥合了读者和历史人物之间的时空距离,塑造出性格特征鲜明的真实历史人物,展现出一种“可感知的”历史真实。[67]

至此,我们发现,《亚瑟与乔治》的文本内部意义生成机制与真实再现客观历史事实的主题形成一个互为关联的有机体。然而,文本最后的问题式开放结尾所具有的后现代消解叙事的特征却在叙述话语层面抵消着前述话语产生的似真性效果。悖论性叙事特征使得文本在写实与非写实之间形成张力。虽然读者看似有哈姆雷特式的困惑,可是,从读者接受角度来看,叙事产生的真实再现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效果迫使读者不得不放弃对文本再现历史真实性的质疑。而且,固然巴恩斯表现出向传统写实小说的戏仿式回归,但作者醉翁之意不在酒,并非旨在揭露写实小说存在的弊端与不足,而是借最后的后现代历史想象这一问题式开放结尾,将历史及其文本再现之外的历史传递给读者,让读者填补其中空白,拓展了传统小说叙事模式。所以说,巴恩斯最后使用的问题式开放结尾并未产生“从本质上改变故事的本质及其接受”的美学效果,确切地说,作者是将写实文本反映的客观历史的真实性问题化,揭示出文本建构的客观历史的真实性与“信仰之眼”密切相关。[68]

本书结论指出,巴恩斯不断展开的美学革新实验与表征的历史主题之间形成内在统一的关系。巴恩斯虽被誉为后现代主义形式实验大师,但是,他仍表现出向写实传统回归的创作迹象。作者自觉游走于不同文学创作传统,表明他并没有拘泥于纯粹的后现代形式实验,并非是“为实验而实验”的先锋作家,相反,他的美学实验旨在服务于他所要表达的题旨或意欲批判的英国战后社会现实与文化。在早期作品中,巴恩斯主要通过反写实的实验手法转变了人们对于传统历史观的程式化认识,阐明接近确切历史真相之艰难。继中期作品《豪猪》的写实叙事迹象之后,在《英格兰,英格兰》中,作者通过寓言叙事这一反传统小说叙事模式,揭示英国性的虚幻色彩,批判了英国国民的妄想:试图通过重建英国性传统以挽救英国日益下降的国际影响力。在后期作品《亚瑟与乔治》中,作者将现实主义与后现代历史想象融合,以细致入微的写实描写,拓展了传统历史小说及其讲故事传统,促使读者重新反思种族歧视这一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的同时,再次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于历史的传统认知,并指明接近历史真相的方法,那便是,我们不仅要以想象性的同情心与历史处于一种“我和你”、而非“我与物”或“我与语言”的对话关系之中,还要凭借“信仰之眼”维护已发生的客观历史事实。

总而言之,在继承19世纪英国文学传统基础之上,巴恩斯以多元形式实验自觉革新传统小说单一的权威叙述模式,使得作品呈现出明显的后现代特征。巴恩斯写作手法上多样杂糅和多元变化的特征代表了他对英国文学/文化传统的反思,而正是这种历史意识使他的作品规避了后现代小说形式实验导致的非历史倾向。与此同时,以不拘一格的杂糅性叙事实验,作者僭越了后现代形式实验大师这一标签的局限,超越了后现代历史极端相对论。一言以蔽之,巴恩斯是一位自觉超越传统文学已有成规的作家,他的每一次创作最重要的是服务于他所意图反映的主题或批判的英国战后社会问题和现象,而且巴恩斯的创作形式和主题之间构成了互为关联的有机体。


[1] Steven Poole,“Why Don't We Make It All Up?”,Independent on Sunday,No.447,30 August,1998,p.10.

[2] Frederick M.Holmes,Julian Barne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p.12.

[3] Julian Barnes,Something to Declare,London:Picador-Pan Macmillan,2002,p.xii.

[4] 详见附录一。

[5] 巴恩斯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是献给他的妻子的;而且妻子的姓“卡瓦纳”也是他1980年到1987年陆续发表的四部侦探小说使用的笔名。

[6] 阮炜:《社会语境中的文本——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7] Gilbert Phelps,“The Novel Today”,in Boris Ford ed.,The Pelican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The Modern Age,England:Penguin Books Ltd.,1961,p.475.

[8] 详见附录一。他曾获“毛姆奖”(Somerset Maugham Award)、“杰弗里·费伯纪念奖”(Geoffrey Faber Memorial Prize)、法国“艺术与文学勋章”(L’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意大利的“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Premio Grinzane Cavour)、德国的“莎士比亚奖”、美国的“E.M.福斯特奖”(E.M.Forster)以及2011年因《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2011)而摘获的英国“布克文学奖”等。此外,他还是获得法国“梅迪契奖”(Prix Médicis)和“妇女奖”(Prix Fémina)的唯一一位英国作家。2011年,巴恩斯还荣获了“大卫·柯恩英国文学终身成就奖”(David Cohen British Literature Prize)。

[9] 这在小说《伦敦地铁》(Metroland,1980)和《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1984)中均得到鲜明体现,前者探索了20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社会,后者则主要讲述一位年老的丧妻者迷恋福楼拜的故事。

[10] Frederick M.Holmes,Julian Barne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p.16.

[11] Richard Brown,“Julian Barnes (Patrick)”,in Neil Schlager and Josh Lauer,eds.,Contemporary Novelists(7th Edition),Detroit:St.James-Gale Group,2001,p.68.

[12] William Leith,“Where Nothing Really Happens”,Independent on Sunday,2 May,1993,p.13.

[13] Lidia Vianu,“Giving Up Criticism Is Much Easier than Giving Up Alcohol or Tobacco”,România Literara,December 2000,p.4,http://lidiavianu.scriptmania.com/ julian_barnes.htm/13/5/2007.

[14] Julian Barnes,Flaubert's Parrot,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1990,p.88.

[15] 这5部小说分别是:《伦敦地铁》(Metroland,1980)、《在她遇到我之前》(Before She Met Me,1982)、《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s Parrot,1984)、《凝视太阳》(Staring at the Sun,1986)和《10章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Chapters,1989)。第一部小说被誉为他的自传式成长小说,也是较传统的小说之一。第二部小说讲述的是男主人公格雷厄姆(Graham)嫉妒第二任妻子安(Ann)过去情人的故事。第四部小说看似较传统的写作手法使一些读者沮丧。然而该书却不乏大胆的实验性特征:不同文类融合、跨越历史和想象的、去乌托邦的未来以及一位普通女性努力在生活中寻求意义和自由。

[16] 4部侦探小说都是以达菲(Duffy)为主人公,分别是《达菲》(Duffy,1980)、《乱弹之都》(Fiddle City,1981)、《猛然一脚》(Putting the Boot In,1985)和《毁灭》(Going to the Dogs,1987)。

[17] Frederick M.Holmes,Julian Barne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p.146.

[18] Frederick M.Holmes,Julian Barne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p.148.

[19] Amanda Smith,“Julian Barnes”,Publishers Weekly,Vol.236,No.8,November 1989,p.73.

[20] 法国新小说派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反传统”的小说,即反对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写实传统;法国新小说家们为了表达新的社会现实,对旧有的小说形式进行革新,并探索新的小说领域;他们的创作中没有典型人物、没有故事情节,甚至都没有标点符号,等等。

[21] David Lodge,“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in 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 and Other Essays on Fiction and Criticis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1,p.18.

[22] David Lodge,“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in 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 and Other Essays on Fiction and Criticis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1,p.26.

[23] 这三部小说分别是:《尚待商榷的爱情》(Talking It Over,1991)、《豪猪》(The Porcupine,1992)和《英格兰,英格兰》(EnglandEngland,1998)。在《尚待商榷的爱情》中,巴恩斯以一种新颖的形式重访了嫉妒和性不忠这两个主题。这种新的叙述技巧就是人物独白,但是这种叙述技巧并非侧重于戏剧化的展示而是侧重于讲述。人物以这种第一人称、从各自的视角讲述的方式,直接面对读者,向读者展示各自的内心世界,体现出小说人物强烈的自我意识,颠覆了传统小说人物塑造方式,因而使得人物更具鲜活性。小说人物发出各自声音的形式,构成该小说的叙述声音“复调”或“狂欢化”——因为人物之间的等级被打破,没有了所谓的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区分,且所有人物平等地向读者讲述各自的内心感受。

[24] 《1990—1995年伦敦来信》(Letters from London 1990-1995)。这本书集中的文章都是巴恩斯自1989年作为《纽约客》(New Yorker)的伦敦通讯记者时的成果。总体而言,这些文章是对于各种问题给予的英国印象式回应,涉及的题材多种多样,如描述花园迷宫、讲述皇室家庭的辛劳、报道世界象棋锦标赛以及反思连接英国和法国的海峡隧道,但是主要关注于政治。这一文集涵盖了撒切尔夫人下台、约翰·梅杰(John Major)上台担任英国首相和在1992年的选举中他的保守党派挫败工党以及托尼·布莱尔登上政治舞台。然而,这些文章的独特之处在于对这些政客的描绘。

[25] 《跨越海峡》(Cross Channel,1996)讲述英国人和爱尔兰人在法国的各种经历,探讨英、法两国之间的关联、相似之处和差异。

[26] Sebastian Groes and Peter Childs,eds.,Julian Barnes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London: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1,p.5.

[27] Frederick M.Holmes,Julian Barne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p.133.

[28] 这六部小说分别是:《爱,以及其他》(Loveetc,2000)、《亚瑟与乔治》(Arthur and George,2005)和《终结的感觉》、《时间的噪音》(The Noise of Time,2016)、《唯一的故事》(The Only Story,2018)和《穿红衣服的男人》(The Man in the Red Coat,2019)。发表于2000年的《爱,以及其他》重访《尚待商榷的爱情》中的人物,同样,也采用一系列并置的人物独白,主要围绕三位主人公之间的独白和三角恋爱展开。2011年出版的《终结的感觉》堪称巴恩斯的回忆之书。在该书中,巴恩斯通过回顾性叙述讲述了主人公托尼(Tony)在中学和大学时代表现出的自我和自私。在回忆之旅中,上了年纪的托尼变得不再那么自我,而是多了一份包容心,对自己年轻时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莫及,并对陈年往事有了新的认识,这进一步阐明记忆的不可靠性、历史意义的不确定性以及自我认识的流动性变化。同年,该书使巴恩斯将英国布克文学奖揽入怀中。

[29] 三部文集分别为:《有所宣示:关于法国和法国文化的文章》、《厨房中的学究》(The Pedant in the Kitchen,2003)和《另眼看艺术》(Keeping an Eye OpenEssays on Art,2015)。《有所宣示》是巴恩斯献给已故父母的,收集其中的文章最初都是载于不同期刊上的报刊文章。这部文集的题目便暗含作者对他的第二故乡法国的浓浓爱意。这部文集聚焦于法国文化和十九世纪晚期的法国,主要集中于一些艺术家,比如歌曲的作词者与音乐家、电影制作者、画家和作家等,其中近一半是和福楼拜有关。巴恩斯于2003年出版的《厨房中的学究》是一本关于烹饪的文集。

[30] 两部短篇小说集分别是:《柠檬桌子》(The Lemon Table,2004)和《脉搏》(Pulse,2011)。《柠檬桌子》中的11篇短篇故事都涉及死亡和衰老的话题。《脉搏》是巴恩斯最新发表的短篇小说集,收录其中的短篇小说涉及的题材包括身体、爱情、疾病和死亡以及关系和对话等。

[31] 两部回忆录分别是:《没什么好怕的》(Nothing to Be Frightened of,2008)和《生命的层级》(Levels of Life,2013)。前者是关于死亡的一部家庭回忆录;后者则是关于巴恩斯悼念亡妻的新作,主要体现出巴恩斯这样的思想“你将两个不曾在一起的东西放在一起。那么世界就改变了……”

[32] “德雷福斯案件”指发生于1894年的法国参谋部犹太籍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的事件。德雷福斯因此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右翼势力乘机掀起反犹浪潮。此后不久便真相大白,但法国政府却坚持不愿承认错误,直至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无罪。

[33] 爱德华时代常被后人想象成一个浪漫的黄金时代,有夏日午后、游园会以及大英帝国的不落太阳。

[34] “大沃利”伤马案指发生于19世纪英国大沃利地区的伤马案件,父亲是帕西人的乔治无辜蒙冤,柯南·道恩·亚瑟竭力为其讨回了公道。

[35] Richard Brown,“Julian Barnes (Patrick)”,in Neil Schlager and Josh Lauer,eds.,Contemporary Novelists (7th Edition),Detroit:St.James-Gale Group,2001,p.68.

[36] 译介最早始于2005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汤永宽翻译的《福楼拜的鹦鹉》。2007年,由蒯乐昊、张蕾芳合译的《亚瑟与乔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由蒯乐昊作序。2010年,石雅芳重译的《福楼拜的鹦鹉》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对作品做了简介外,作者还写了译序。2010年,由林本椿、宋东升合译的《10章世界史》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12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郭国良翻译的《柠檬桌子》。同年,郭国良翻译的《终结的感觉》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以陆建德的《回忆中的“新乐音”》为序,并对巴恩斯做了简介,与此同时,梁永安则将该书译为《回忆的余烬》由台北的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2015年,郭国良翻译的《脉搏》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17年,严蓓雯翻译的《时间的噪音》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18年,陈星翻译的文集《另眼看艺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18年,郭国良翻译的《她过去的爱情》和《爱,以及其他》由文汇出版社出版。2018年,丁林棚翻译的《凝视太阳》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2019年,郭国良翻译的《生命的层级》和《没什么好怕的》由译林出版社出版。2020年,陆汉臻翻译的《尚待商榷的爱情》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37] Merritt Moseley,Understanding Julian Barnes,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7,p.8.

[38] Bruce John Sesto,The Fictional World of Julian Barnes,Ph.D.dissertati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1995.在2001年,赛斯托略作修改出版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换为《朱利安·巴恩斯小说中的语言、历史和元叙述》(Bruce John Sesto,LanguageHistoryand Meta-narrative in 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2001.)

[39] Peter Childs,“Julian Barnes:‘A Mixture of Genres’”,in Contemporary NovelistsBritish Fiction since 1970,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5.

[40] Merritt Moseley,“Julian Barnes's Flaubert's Parrot”,in Brian W.Shaffer ed.,A Companion to the British and Irish Novel :1945-2000,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5.

[41] James B.Scott,“Parrot as Paradigms:Infinite Deferral of Meaning in Flaubert's Parrot”,ARIEL,Vol.21,No.3,July 1990.

[42] Vanessa Guignery,“Julian Barnes in Conversation”,Cercles,No.4,2002,p.262.

[43] Gregory J.Rubinson,“History's Genres:Julian Barnes's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Chapters”,Modern Language Studies,Vol.30,No.2,2000,p.171.

[44] Vanessa Guignery,The Fiction of Julian Barne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6,p.66.

[45] Giuliana Perco,Looking for the Hidden Plot:Non-linear Narratives,Open Works,and Hyperfictions,Ph.D.dissertation,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2003.

[46] Amy M.Johnson,Artificial Order:Ethical Aestheticism in 20th-Century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Narrative,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2010.

[47] Matthew Pateman,“Fables,Not the Reconstruction: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Chapters”,in Julian Barnes,Tavistock:Northcote House Publishers Ltd.,2002.

[48] Jeffrey K.Gibson,The Parodic Historical Novel:Critiqu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Past Events,Ph.D.dissertati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2004.

[49] Julian Barnes,Flaubert's Parrot,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1990,p.70.

[50] Volha Salman,‘Fabulation’ of Metanarratives in Julian Barnes's Novels MetrolandFlaubert's Parrot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Chapters,and EnglandEngland,Ph.D.dissertation,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2009.

[51] Alice Mandricardo,The End of History in English 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Ph.D.dissertation,Università Ca’Foscari Venezia,2011.

[52] 张和龙:《鹦鹉、梅杜萨之筏与画像师的画——朱利安·巴恩斯的后现代小说艺术》,《外国文学》2009年第4期。(张和龙将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Chapters 译为《十卷半的世界史》,而本书均采用《10章世界史》。)

[53] 《外语研究》2007年罗小云将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Chapters 译为《十卷半世界史》,而本书均采用《10章世界史》。

[54] Sarah Margaret Henstra,Writing at a Loss:Nation and Nuclearism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English Novel,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Toronto,2002.

[55] Christine Pristash,Englishness:Traditional and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in Novels by Julian Barnes,Angela Carter,John Fowles,and Jeanette Winterson,Ph.D.dissertation,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2011.

[56] Michelle Denise Auster,‘England,My England’:Re-imagining Englishness in Modernist and Contemporary Novels,Ph.D.dissertati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2005.

[57] Youngjoo Kim,Revisiting the Great Good Place:The Country House,Landscape and Englishness in Twentieth-century British Fiction,Ph.D.dissertation,Texas A&M University,2002.

[58] Jonathan Daniel Sabol,Memory,History,and Identity:The Trauma Narrative in Contemporary North American and British Fiction,Ph.D.dissertation,Fordham University,2007.

[59] 杨金才、王育平将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0Chapters 译为《10章人的历史》,而本书均采用《10章世界史》。

[60] Fredrick M.Holmes,Julian Barne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9.

[61] Sebastian Groes and Peter Childs,eds.,Julian Barnes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London: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1,p.5.

[62] Christine Berberich,“All Letters Quoted Are Authentic’:The Past After Postmodern Fabulation in Julian Barnes's Arthur & George”,in Sebastian Groes and Peter Childs,eds.,Julian Barnes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London: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1.

[63] Sebastian Groes and Peter Childs,eds.,Julian Barnes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London: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2011,p.5.

[64] Peter Childs,Julian Barnes .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1,p.14.

[65] Richard Brown,“Julian Barnes (Patrick)”,in Neil Schlager and Josh Lauer,eds.,Contemporary Novelists (7th Edition),Detroit:St.James-Gale Group,2001,p.68.

[66] Julian Barnes,Flaubert's Parrot,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1990,p.14.

[67] Jon Barnes,“The Pig-Chaser's Tale”,TLS,8 July,2005,p.19.

[68] Brian Richardson,“Denarration in Fiction:Erasing the Story in Beckett and Others”,Narrative,Vol.9,No.2,May 2001,p.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