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福楼拜的鹦鹉》：自反叙事与真假难辨的福楼拜

表面上看，《福楼拜的鹦鹉》是有关叙述者探寻福楼拜创作《一颗单纯的心》（Un Coeur Simple）时使用过的鹦鹉“露露”的叙事故事，然而，事实上，该小说却是关于福楼拜的传记叙事。因而，通过探寻鹦鹉以接近真实已故作家福楼拜构成了该小说的深层叙事。自然，小说便可被视为关于探究逝去历史的暗喻叙事。所以，探究福楼拜的庐山真面目或已然历史真相便成为《福楼拜的鹦鹉》的主旨。本章将聚焦巴恩斯展开的自反叙事这一后现代实验手法，同时剖析作者蕴含于这一新历史小说的历史观。

巴恩斯擅长情节编织，同时在叙述过程中以自我指涉的方式将情节要素作为二度叙述对象，这赋予他的作品以明显的形式实验特点。巴恩斯的自反叙事美学实验表现为对所述故事、叙述过程、读者和不同文类之间的互文性关系等具有的一种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体现出作家对小说形式革新的自我反思和自觉意识，也让他的作品具备显著的个人化创作特征。然而，这种主观创作印迹却与传统历史小说追求客观性和真实性的风格特点相悖。众所周知，传统历史小说盛行于18世纪，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诗人司各特爵士（Walt Scott）为典型代表，遵从非个人化、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等创作原则，以凸显再现的外在历史现实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可信性。显然，巴恩斯的自反美学实验偏离传统历史小说创作成规，因而，他书写的历史题材作品成为独立于传统历史小说的新历史小说。巴恩斯式的新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之间的这种差异也得到作家本人的证实，在接受古比（Shusha Guppy）的访谈时，巴恩斯指出：“由于传统历史小说试图模仿式地重构人物的生活和所处的时代，因此本质上是保守的，但是新历史小说却以一种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自觉意识接近过去，并试图与今天的读者建立一种更加明显的联系。”[1]可见，对历史事件的自觉意识成为巴恩斯式历史小说区别于传统历史小说的一大重要特征。就单纯的美学实验而言，巴恩斯进行的后现代自反叙事形式实验革新了传统历史小说保守的再现方式，因此，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

除此之外，巴恩斯作品中的自反式美学实验背后蕴含的重要意义也不容轻视。一方面，这一手法给予作品以主观创作的痕迹，促使读者反思文本所再现的外部现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巴恩斯的先锋性形式实验还具有一定的文艺学意义。首先，巴恩斯借此辩证地审视了20世纪60年代末由巴特（Roland Barthes）提出并盛行于文学批评界的“作者之死”。巴特发表于1968年的文章《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预示文艺批评理论界新纪元的到来。文中，巴特驳斥传统作者观，即作者是文本意义的源泉，作品是作者的产物。巴特认为，作品一旦完成，便脱离作者，作品的意义随即取决于读者对文本符号的阐释。请看巴特在该文最后展开的论述：

现在开始，我们不再会让自己被来自良好社会的那种自大的、反措辞的指责所愚弄，而是支持那些被搁置、忽视、抑制或毁坏的东西；我们知道，要赋予写作以未来，有必要颠覆这种神话：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2]

依照巴特的观点可见，“作者之死”不仅意味着作者消逝于作品之外，作品不再受作者的控制，而且还意味着“读者的诞生”。换言之，作者不再享有文本意义的最终决定权，读者不再被动地从属于作品或作者意图而是参与到文本意义建构过程之中，这无疑消解了作者相对于文本的主体性地位。在巴恩斯的作品中，作者通过自反形式实验手法辩证地审视巴特提出的这一学说。巴恩斯的作品因自反实验带有的主观创作难以摆脱作家“阴影”的笼罩。在《福楼拜的鹦鹉》中，一方面，“巴恩斯”贸然介入自己的叙事作品无疑是给予作家以“新的生命”存在形式，证明作者并没有“消亡”于文本之外，可谓直接反驳了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这一“消极”学说；另一方面，由于跨越叙事界限的作家沦为一个文本意义建构的功能符号，所以，作家具有的这种新的存在形式剥夺了传统作者享有的决定文本意义的至高权威，这明显与巴特的观点——“作者之死”解构了传统作者的主体性身份和作品意义的最终裁定权威——遥相呼应。

巴恩斯的这一后现代形式实验还突破了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巴思（John Barth）于1967年提出的“枯竭的文学”的尴尬局面。[3]巴思将其定义为：“一些形式的耗尽或一些可能性的枯竭。”[4]巴思认为，文学创作形式已濒临衰竭，前景岌岌可危。无疑，巴恩斯将情节要素作为二度叙述对象这一自反美学实验为文学注入新的形式创作元素，同时，也改观了文学形式枯竭的势态。因此，可以说，巴恩斯通过自反形式实验委婉地批判了巴思提出的“枯竭的文学”论，为文学叙事形式创作挖掘出新的可能性，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这一论说。

由上可见，巴恩斯的自反叙事实验具有重要的审美含义，同时在文本意义建构和揭示文学发展规律这两方面蕴藏着重要的意义。由此可以管窥出：巴恩斯的自反美学实验体现出其不拘一格的后现代主义革新精神，甚至还反映出巴恩斯对所处时代思潮的自觉意识和批判意识，证实他不是一位“为实验而实验”的纯唯美主义者。鉴于其自反叙事实验的重要性，本书将选择《福楼拜的鹦鹉》作为主要文本分析对象，辅以分析《10章世界史》中体现作者自觉革新小说形式实验的特征作为例证和参照，力图更加全面清晰地呈现其早期自反式写作特点。接下来，本章将着重从“巴恩斯”的叙事越界、跨类书写、戏仿福楼拜传记以及消弭文本与文论界限这四个方面切入，剖析巴恩斯采用的自反写作特征及其表征的历史意识，进而展现两者之间的互为结构和影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