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综述

（一）生平

新繁“四费”，传记资料较为丰富，生平梗概已不难查知，然而具体到人际交游与事迹编年，则还有较多可以补白的空间。“四费”中，费密传记文献最为全备，尤其是费锡璜撰《费中文先生家传》（下文简称《家传》）、费天修撰《费燕峰先生年谱》（下文简称《年谱》），出自乃子乃孙之手，叙述详赅，非他传可比，是了解费密的绝佳资料。但质诸清初其他史料记述，年谱所载还有缺漏和错讹之处，可以补正。

即如《家传》，也有关于费密生卒年重要记载的失误出现。其言“考生于明天启六年乙丑七月二十三日子时，卒于康熙三十八年辛巳九月初七日未时，年七十有七”[3]。天启六年（1626）岁次丙寅，乙丑则为天启五年（1625），康熙三十八年（1699）岁次己卯，而辛巳实为康熙四十年（1701），其中必有误。如以费密享年七十有七，则应以生于天启五年乙丑，卒于康熙四十年辛巳为是，核诸《年谱》，正是如此。《家传》的误记导致后人在记录费密生卒年时，出现了大量错误。清人章学诚《书〈贯道堂文集〉后》、戴望《费舍人别传》已如此，近人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辞海》、冯契《哲学大辞典》、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邱树森《中国历代人名辞典》也分别把费密生卒年定为了“1623—1699”。对于此误，胡适、陈祖武皆曾考辨过。胡适言：

戴望作《费舍人别传》，说费密卒于康熙三十八年，年七十七。章学诚《书〈贯道堂文集〉后》也说费密“生天启六年（丙寅，一六二六），卒康熙三十八年”。而《族谱》与《新繁志》传皆作卒于四十年辛巳。章、戴虽然同根据于费密之子锡璜的书，其实不足凭信。费密若生于天启六年，至康熙三十八年只有七十四岁，其误可见。况《弘道书》首有康熙乙亥（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张含章的序，有“吾师……今七十一矣”之语。足证费密生于天启五年之不误。[4]

陈祖武先生则言：

《家传》称，费密“生于明天启六年乙丑，卒于康熙三十八年辛巳，年七十有七”。天启六年为1626年，康熙三十八为1699年，则密终年仅74岁，非《家传》所记“七十有七”。又乙丑应为天启五年（1625），辛巳应为康熙四十年（1701），而此正与《家传》所记得年相合。咸同间，戴望撰《费舍人别传》，疏于检核，撇开费密生年不考，遂据《家传》纪年误，定密卒年为“康熙三十八年，年七十七”。已故姜亮夫先生编《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偶有疏失，误信望说，又据以上推密生年，定为天启三年。此说经今本《辞海》沿用，遂流行于世。[5]

经二位先生考辨，费密生卒年误说已揭示明晰。可惜近年来出版的有关著述，在涉及这个问题时仍沿误不改，殊为不妥。

总的来看，费氏传记资料较为丰富，在已有基础上，尚有补充订正的学术空间。

（二）著述

新繁“四费”，著述丰厚。费密九世孙朝辅于费密年谱跋语中说：“费氏著书，由孝贞以来，将及千卷，梓者半，稿者半。”所言虽有夸饰，然足以说明费氏著述之多。尤其是费密，笔力雄健，“著书纵横列，成书讶等身”（黄鷟来《挽费燕峰》），广受关注。其著述目录在相关史传方志中皆有著录，然而所记详略不尽相同，有必要做全面的参核考订。刘锋晋《费密父子的生平及著述》、李朝正《费密著作散佚考核》、刘智鹏《费密著述考》三文通过考订，初步厘定了“四费”的著述目录。[6]可惜这些著作大多数存于乡里之间、子孙之手，未经刊刻，遭水渍兵燹之灾，已经不复存在于天壤之间。据徐以进《费密事略》记载，费密手稿，总共有一大竹箱，被世居在今江都野田庄的费氏后人视作传家之宝，妥为保管，不肯轻示外人。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在当地频频扫荡纵火。为保护竹箱，费氏后裔托人将其转移至一户农家的小阁子上，不料草屋漏雨，竹箱中的手稿霉烂结块，毁坏无遗，让人痛惜不已。[7]

流传至今的费氏著述，有费经虞（费密）《剑阁芳华集》《蜀诗》《雅伦》，费密《弘道书》《荒书》《燕峰诗钞》，费锡琮《阶庭偕咏集》，费锡璜《汉诗说》《掣鲸堂诗集》《贯道堂文集》。《雅伦》为诗话，今存二十四卷本，周维德《全明诗话》、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皆点校收录。[8]《弘道书》是集中反映费密思想主张的学术名著，刘锋晋点校本以唐鸿学怡兰堂本为底本，参校泰县韩国钧刻本，并据引文原著校订之。[9]《荒书》记录张献忠乱蜀始末，“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本收录谢伏琛点校本[10]，迟乃鹏《〈荒书〉校勘补》对此本补校35条[11]；《张献忠剿四川实录》也收录了此书的点校本[12]。《燕峰诗钞》是费密的诗集，今传两种版本，一种为民国九年（1920）唐鸿学刻本，收诗55首；一种为乾隆二自山房抄本（泰州古旧书店1964年传抄），收诗314首，辑录最多。陆学松《费密诗集考》对两种版本做了简要介绍。[13]

总的来看，费氏著述目录，清理较完备，但也还有需要辨析和补正之处；费氏相关著述已有一定的整理，对已有整理本者，需广搜博采，补苴罅漏，对未整理者，尚需做全面系统的点校。

（三）学术思想

新繁费氏家学渊渊，独树一帜，无论是儒学还是文学，在当时皆颇具名望。在巴蜀，费密与成都邱履程、雅州傅光昭以诗文雄西南，称“三子”，与吕潜、唐甄合称“清初蜀中三杰”。因为蜀乱，费经虞、费密父子辗转于川、滇、陕等地。后出沔汉，游历吴越，终定居扬州，其间流离之苦，立命之忧，于费氏来说实为不幸；但出川之后，居于人文荟萃的江淮地区，也为费氏父子提供了风云际会的机遇。费密与当时名流钱谦益、孙枝蔚、魏禧、屈大均、唐甄、万斯同、陈维崧、王士禛、孔尚任、吕留良、李塨、石涛、朱彝尊等皆有交往，并拜北方大儒孙奇逢为师，可谓转益多方；而众人也咸推服其经术文辞。不过，费密父子之学，在其身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清代中后期的学术界，对费氏之学相当隔膜。究其原因，在于费氏著述学说的不显：其著述，因家贫无力刊刻而渐湮晦；其学说，因无得意弟子张大其军而渐沦没。费密身后的二百余年间，唯章学诚、戴望曾表彰其学术，[14]可谓识者寥寥。

民国初年，《费氏遗书》刊刻出版，费密的学说才渐为人所关注。胡适首先发声，阐发费氏之学，推赞其功绩。胡适《记费密的学说：读费氏〈弘道书〉的笔记》《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一简一繁，先后发表，结合方志家乘等资料，深入探讨了费氏父子对清代学术的贡献。[15]称许费经虞、费密是时代精神的先驱者，并把《费氏遗书》列入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之中。除了胡适的专论，梁启超、徐世昌、钱穆对费密之学也作了评介。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费密列入《清初学海波澜余录》，称他是“反宋学的健将”，“精悍的思想家”，对其学术要点进行了归纳，并将其与顾炎武、颜元等人做了对比。[16]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梁启超将费密作为四川学者的代表，称他是“思想界革命急先锋”[17]。徐世昌、钱穆皆曾作《清儒学案》，徐世昌于“诸儒学案”中收入费密，首列传记，次选《弘道书》中《统典论》《道脉谱论》《古经旨论》《原教》四篇原文，后置“附录”，从《家传》中选录了三则费密为学的事迹。[18]钱穆所著《清儒学案》未及出版即亡失了手稿。由所存《清儒学案序》可知，他在此书中开专章“燕峰学案”，介绍费密的学术。[19]

值得一提的是，在胡适看到刊刻不久的《费氏遗书》，开始努力表彰费密的同时，吴虞向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也郑重推荐了《费氏遗书》，并请他在《支那学》上予以介绍。青木正儿颇重视吴虞的推荐，将《费氏遗书》推荐给友人，并在《支那学》上发表了小岛祐马的文章《费密の遗书》，向日本汉学界介绍了费密的学说。[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有关费氏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谢国桢将费密与顾炎武并列为批判宋儒程朱之学客观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并认为“新繁”是明末清初学派中的主流之一。[21]唐君毅把费密和唐甄的学术并列为清学的“第一型态”[22]。余英时则认为费密在清初最先提出了以“高明”“沉潜”划分朱陆，并指出这种说法直接影响了章学诚。[23]

20世纪80年代以来，费氏学术的研究呈现多元发展、重点突出的特点。所谓“多元发展”，指费氏的研究不仅局限于传统儒学和思想史方面，而且关注到文学、文献学、教育学、蜀学等领域。费密诗名早著，历来清诗论者，如沈德潜《清诗别裁》、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等都对其评价颇高。其“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一联为王士禛所激赏，有“十字须千古”之目。李调元也称赞费氏父子振兴明蜀诗，以汉魏为宗，为“西蜀巨灵手”。钱仲联指出：“清代西川诗派，费密为开山，《国朝全蜀诗钞》奉为宗祖。”[24]陆学松《费密诗歌研究》对费密诗歌有较全面的探讨。[25]曹方林《费锡璜及其诗》[26]、郑家治《费锡璜诗学思想初探》[27]，介绍了费锡璜的诗歌创作情况，并总结了其诗学思想。杨世明《巴蜀文学史》[28]，傅德岷主编《巴蜀散文史稿》[29]，郑家治、李咏梅《明清巴蜀诗学研究》[30]等文学史著对费氏诗文及诗学成就都做了阐述。教育学方面，李义让、贺锡玉《费密的教育思想》[31]介绍了费密“教成治定”的教育理念。蜀学方面，费密作为蜀学一大家的认识被普遍接受，何崇文等《巴蜀文苑英华》[32]，贾顺先、戴大禄主编《四川思想家》[33]，何俊华、李殿元《巴蜀百贤》[34]等著作都为费密立传，介绍其成就。

所谓“重点突出”，指费氏的研究仍集中在对费密思想史贡献的探讨上。围绕《弘道书》，学界重点研究的是费密的反理学、实学、道统论等思想主题，代表论文有蔡方鹿《费密的反理学思想初探》[35]、陈祖武《费密的〈弘道书〉》[36]、余光贵《费密的反理学思想和哲学思想》[37]、肖钢《论费密的反理学思想》[38]、肖钢《费密的“中实之道”与明清之际的反理学思潮》[39]、肖钢《费密对理学“道统”论的批判》[40]、李纪祥《费密及其“王统论”》[41]、潘光哲《费密的“发现”与胡适对近代中国“反理学”思想系谱的建构》[42]、刘锋晋《谈费密的〈弘道书〉》[43]、刘智鹏《费密与清代经典诠释的论争》[44]、谷宝成《费密的经学和道统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45]、郑雅平《费密〈弘道书〉的道统论及其影响》（硕士学位论文）[46]等。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47]（蔡方鹿先生撰章）、李纪祥《明末清初儒学之发展》[48]、郑宗义《明清儒学转型探析：从刘蕺山到戴东原》[49]、汪学群《明代遗民思想研究》[50]、潘志锋《清初道统观研究》[51]等著作中亦有研究费密的专门章节。对费密思想做较全面介绍的是港台的两篇硕士学位论文：刘智鹏《费密思想述评》（香港大学，1987年）、申国福《费密思想研究》（国立中山大学，2000年）。

费氏学案的辑纂，继徐世昌、钱穆之后，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特设《新繁学案》。学案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杨氏所撰《论费密》为基础[52]，介绍费密生平事迹与思想主张。第二部分为“学术思想史料选编”，选录《清国史馆儒林传》、张含章《弘道书序》、《弼辅录论》、《道脉谱论》、《弘道书（卷上）·古经旨论》、《弘道书（卷上）·原教》、《弘道书（中）·先王传道述》、《弘道书（中）·吾道述》、《弘道书（下）·圣贤事业图》等原篇文字。[53]

总的来看，费氏学术经历了清初卓有影响，清中后期湮没寡闻，民国重新发现，新时期研究渐多的接受过程。学者对费密思想的价值和地位已有较充分的体认，相关思想主题研究也较为全面，但在学术思想关联性和全面性上仍有较大研究空间。相关学案著述，限于内容体例，较为简略，仍有极大扩充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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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蒙文通：《古地甄微》，《蒙文通文集》第4卷，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08页。

[2] （清）张邦伸：《锦里新编》，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08页。

[3] （清）费锡璜：《贯道堂文集》卷二，清康熙年间刻本。

[4] 胡适：《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5] 陈祖武：《清儒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6] 参见刘锋晋《费密父子的生平及著述》，《成都师专学报》1988年第1期；李朝正《费密著作散佚考核》，《四川图书馆学报》1994年第4期；刘智鹏《费密著述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7] 参见徐以进《费密事略》，《扬州文史资料》2003年第23辑。

[8] 参见周维德《全明诗话》第6册，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4435—5092页；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第9—10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540—10276页。

[9] 参见（清）费密著，刘锋晋点校《弘道书》，《新都文史》2007年第20辑。

[10] 参见（清）吴世济、费密《太和县御寇始末 荒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 参见迟乃鹏《〈荒书〉校勘补》，《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12] 参见何锐等校点《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巴蜀书社2002年版。

[13] 参见陆学松《费密诗集考》，《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4] 参见（清）章学诚《书〈贯道堂文集〉后》（载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61—568页）、（清）戴望《费舍人别传》[载《谪麐堂遗集》文一，清宣统三年（1911）邓氏风雨楼丛书本]。章学诚虽称费密父子为豪杰士，然其发论仅就费锡璜文集而生，未及见费密著述，故已是隔了一层。

[15] 参见胡适《记费密的学说：读费氏〈弘道书〉的笔记》，载《晨报副镌》1921年10月12日至15、17日。《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16] 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37年版。

[17]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1924年第1期。

[18] 参见徐世昌《清儒学案》，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原刊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

[19] 参见钱穆《清儒学案序》，《四川省立图书馆集刊》1942年第3期。

[20] 参见[日]小岛祐马《费密の遗书》，《支那学》1922年2卷6号。吴虞向青木正儿推荐《费氏遗书》事，参见唐振常《吴虞与青木正儿》，《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

[21] 参见谢国桢《略论明末清初学风的特点》，《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2期。

[22] 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唐君毅先生全集》第19卷，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第710页。

[23] 参见余英时《清代学术思想史重要观念通释》，《史学评论》1983年第5辑。对余氏的观点，何冠彪、刘智鹏都表达了异议，参见何氏《晚明理学家三考》（载《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版）、刘氏《费密思想述评》（硕士学位论文，香港大学，1987年）。

[24] 钱仲联：《顺康雍诗坛点将录》，《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25] 参见陆学松《费密诗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扬州大学，2007年。

[26] 参见曹方林《费锡璜及其诗》，《成都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

[27] 参见郑家治《费锡璜诗学思想初探》，《蜀学》第6辑，巴蜀书社2011年版。

[28] 参见杨世明《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2003年版。

[29] 参见傅德岷主编《巴蜀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

[30] 参见郑家治、李咏梅《明清巴蜀诗学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

[31] 参见李义让、贺锡玉《费密的教育思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32] 参见何崇文等《巴蜀文苑英华》，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3] 参见贾顺先、戴大禄主编《四川思想家》，巴蜀书社1988年版。

[34] 参见何俊华、李殿元《巴蜀百贤》，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5] 参见蔡方鹿《费密的反理学思想初探》，《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36] 参见陈祖武《费密的〈弘道书〉》，《文史知识》1993年第1期。

[37] 参见余光贵《费密的反理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

[38] 参见肖钢《论费密的反理学思想》，《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39] 参见肖钢《费密的“中实之道”与明清之际的反理学思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

[40] 参见肖钢《费密对理学“道统”论的批判》，《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

[41] 参见李纪祥《费密及其“王统论”》，《史学集刊》1990年第16期。

[42] 参见潘光哲《费密的“发现”与胡适对近代中国“反理学”思想系谱的建构》，载《胡适与近代中国的追寻：纪念“五四”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

[43] 参见刘锋晋《谈费密的〈弘道书〉》，《蜀学》第2辑，巴蜀书社2007年版。

[44] 参见刘智鹏《费密与清代经典诠释的论争》，载郑吉雄编《东亚视域中的近世儒学文献与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5] 参见谷宝成《费密的经学和道统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

[46] 参见郑雅平《费密〈弘道书〉的道统论及其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台湾世新大学，2008年。

[47] 参见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明清实学思潮史》，齐鲁书社1989年版。

[48] 参见李纪祥《明末清初儒学之发展》，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

[49] 参见郑宗义《明清儒学转型探析：从刘蕺山到戴东原》，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0] 参见汪学群《明代遗民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51] 参见潘志锋《费密的“道统、道脉”说》，《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1期。

[52] 参见杨向奎《论费密》，《清史论丛》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

[53] 参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2卷，齐鲁书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