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作家访谈是发展中的文学新类型
访谈即对话，这是柏拉图、孔子等先哲开创的古老文体，隐含着平等的交流智慧。新时期新闻业复起后，采访专访随之习见。多种因素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等刊物零星开设了“作家访谈录”等文学对话专栏。1991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该书成为国内译介最早的文学访谈著作之一，据责编叶兆言说，看到《巴黎评论》等作家访谈方式及内容都很新鲜，就用化名编译出版了（因中国当时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没能签约引进）。随后不久，云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一套近十本文学访谈录，丛书以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20世纪80年代受热捧的拉美作家为主，作家学者研读学习尤甚。近年又有南京大学出版社马尔克斯访谈新版本相继出现，显然，读者所热衷的，除了马尔克斯名头外，就是访谈的文学类型，否则出版小说好了，大可不必一再出版一本小小的访谈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访谈栏目与两套书，可谓提供了当代文学生产的访谈借鉴，或可指认访谈为文学生产的新类型。这么说，是因为对话访谈走出了“文化大革命”广场化的同声话语，也避免了限于书斋的呢喃自语，而两人以上的小坐聚谈，或面向广大公众的对话交流，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互动表意与公共性建构的新可能，所以作家、批评家、学者及出版社、读者等都很喜爱。访谈中，能看到作家被对手激发的或真诚或无奈的创作谈，看到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直击言说，看到口语交流中的文学生活与情感，看到两个（或多个）文学主体的话语交锋，这也为后世留下了历史穿越般的文学在场。这样的互动性对话，充满了率性中的感性启发，还有三言两语的灵动表达，这都是非常规文体以及批评文字、研究文章所能比拟的，这正是文学新类型意义之所在。文学访谈的魅力正是在此，它有批评的言说评判，但又非个人自语；它有对话准备的学养沉淀，但又不是研究文章；它有《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论语》般三言两语的对话互动，然又非哲学性元话语。所以，访谈就是访谈，它独有面目，它是新的文学生产方式，是当代文学的新类型，它为文学出版与公共话语构建提供了新可能。
20世纪90年代起，媒介文化深入发展，电视主持、报刊编辑等进行了不同方式的文学访谈生产。访谈类型多种多样，他们立场不同、视角各异，但都以作家、作品为中心。对电视等大众传媒而言，关注的是社会公共空间中的作家角色及作品影响。如央视栏目《面对面》《艺术人生》《朗读者》等，以及北京卫视《杨澜访谈录》、上海电视台《可凡倾听》、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等相继而起，王蒙、陈忠实、莫言、贾平凹、铁凝、毕飞宇、冯唐等众多名家先后受访，形成了电视媒体文学访谈的一股潮流。21世纪后，网络文化勃兴，各大门户网站相继推出文学访谈栏目。近年来微视频新媒体兴起，作家访谈直播随之成为重点。类型不同的影音网络访谈节目，内容多聚焦作家情趣生活、文学观点与立场等，简短、明了、直接，少有批评家与学者的深度，但有电视网络传播的广度与速度。特别是电视核心媒介时代，作家上电视具有极大的文学扩散效应，作家作品由此得以迅捷广泛传播，其意义不可小觑。
常见的还有报刊记者的作家访谈，如《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影响较大的报刊，紧随文学发展，对作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采访。报刊记者编辑与电视主持人稍有区别，他们既着眼作家作品新闻效应，配合图书出版宣传，也因文字功底及纸媒关系，访谈内容较有深度，但篇幅都不大，却也推动了作家与作品的话题化、现象化，引发了社会对文学的不同关注。特别是《中华读书报》《文学报》等文学专业纸媒，访谈多持续深入，影响较大。如舒晋瑜《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以笔为旗——军旅作家访谈录》《深度对话茅奖作家》等访谈集，傅小平《四分之三的沉默——当代文学对话录》，柏琳《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等等，这些纸媒编辑多有文学专业背景，学养准备较多，是访谈文学类型推进的重要力量。
真正让文学访谈深度化、具有类型魅力的，是2000年后批评家、学者形式多样、风格各异的作家访谈，推动了文学访谈类型的成熟。有的访谈围绕一个主题或群体展开对话，如汪继芳以文学“断裂”事件为核心，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断裂”：世纪末的文学事故——自由作家访谈录》。该访谈准备充分，韩东、朱文、吴晨俊等文学生活状态与对话现场氛围等，都详尽呈现，可读性、现场感俱佳，有着批评研究文字难以比拟的文学效果。2002年张钧访谈集《小说的立场》中，张钧与韩东、毕飞宇、朱文、李洱等几十位作家面对面对话交流，映照出新生代作家不同生活状态与文学立场。特别是自21世纪起，王尧注意到访谈作为文学类型的可能意义，邀请知名学者批评家与莫言、贾平凹、李锐、王蒙等一线作家对话，2003年出版一套10本“新人文对话录丛书”。这些访谈，言说有内容、话题有深度，深入推动了访谈文学类型的发展。
批评家、学者主导的其他形式访谈也很多。以作家代际展开的有周新民《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陈平编《八○后作家访谈录》等；以单个作家进行深度访谈的，有毕飞宇与张莉《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其后有《小说生活：毕飞宇、张莉对话录》）、冯骥才与周立民《忧思与行动：冯骥才、周立民对谈录》等。还有傅光明《生命与创作——中国作家访谈录》、张英《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作家作家访谈录》、林舟《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姜广平《经过与穿越：与当代著名作家对话录》等，对现当代作家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对话访谈。这些访谈，有的三两人聚谈，有的则面向公众公开对话，类型多样，形式各异，打开了作家作品的幽深面孔，不是书斋式的长篇大论，口语表述简单明了，又极具文学深度，学者与批评家的文学高见、新见由此走近大众。尤须注意的是，这些口述话语，应会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史料，不同状态下的文学表意，与作家作品乃至文学史形成了有效映照。
作为学术表达新类型，近年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学科相关访谈逐渐增多（以“访谈”为题名搜索，某网站显示有350多种中文版图书），文学也充分发挥对话访谈所具有的独特场域功能，已然成为重要而独立的文学类型。除海外作家访谈持续引进、国内40多种不断出版外，《文艺研究》《小说评论》《当代文坛》《东吴学刊》《名作欣赏》等众多影响较大的专业期刊，也先后推出主题不同、形式多样的文学访谈栏目。访谈文字由此成为文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除不断被转载传播，更被不少论文著作频繁引用。这让我们看到，访谈确实是一种文学新类型，应该引起学界重视，值得批评研究界深入思考探讨。
区别于口述史及其他文学类型，文学访谈创作多主体，传播媒介多元化，受众认可度高，社会公共性强，因此别有样貌。对话中，可以看到作家对文化与世界的特殊见识，看到口语表达中的不同性情，有的可能会与读者感受形成距离、隔膜，与作家作品形成缝隙、差异，这其实正是访谈意义所在。文学的多义、意外的见识，是对话必需必要的，也是文学研究者、文学史所应看到的，这是多主体互动形成的文学新共同体，是独坐书房的批评研究文章所难能的。把作家访谈看作独立的文学新类型，还因为访谈文体具有特立品格，作家现场感十足的灵动对话既在不同意义上呼应文学史、文学研究，多主体交锋对话的现场感、生机性，作家口语表达与文学修辞，也能拓展研究与批评思维，为板结的文学研究、沉寂的理论思维带来蓬勃的审美活力，或将为文学史书写与文学公共性建构提供新的生产可能。
不过，随着时代变化，作家访谈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由于近年网络影音媒体加速变革，文化市场与消费理念不断更新，作家、批评家不同形式与场合的对话逐渐增多，一些访谈存在着同质化、碎片化与表演性等问题。访谈内容同质化与频繁的文学主题推广活动有关。受文化市场与消费环境影响，每当著名作家（特别是市场头部作家）新作发布，出版社、书店、媒体等不同平台便连番邀请作家在全国各地巡回推广，场次繁多、对象类似、主题同一、作家或准备不足，便难免在不同场合言说相似话语。随着类似活动不断，访谈内容碎片化的问题随之产生。出版社、书店、媒体等是相关访谈活动的主导者，图书码洋往往是活动背后主要动因，有市场号召力的对话者成为访谈必要的考量因素，于是对作家进行访谈的，除媒体人、批评家外，也常有影视或社会明星等出现。即便是习见的媒体人、批评家，也因活动仓促且频繁，可能临时上阵，访谈问题或限于表层，难以深入文学内部，碎片化、浮泛化就显而易见。与之相应的还有，在当下消费与媒体语境中镜头功能被无边放大，特别是电视与网络视频主导下的媒体公共场域效应，作家、批评家或会产生公共明星似的媒介感受，有些言说可能会寻求与公共场域的契合，既无法触及深度文学问题，又或有表演意识而言难由衷。但无论同质化、碎片化还是表演性，都应是访谈文学新类型发展中的暂时现象，有警惕性的作家会注意到进而规避。
当下消费社会，影音媒介四处出击，文学的纸媒处境本已不易，作家、批评家的公共言说总能在不同层面、不同意义上传播文学，进而潜在影响社会，因此，作为文学新类型的访谈对话，应该受到重视。我们呼吁，报刊传媒、网络出版、作家批评家与研究学界等，都能关注、支持并参与访谈这一文学新类型，推动中国出现《巴黎评论》那样的访谈栏目、访谈人，使作家访谈能灵动而有深度、持久而有影响，访谈类型或会成为新时代文学变革新力量，成为中国文化公共性发展的隐形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