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乐留迹：《诗经》的编集

《诗经》是经过有目的地搜集整理编成的，古代关于《诗经》的编集主要有以下的观点。

（一）献诗说

先秦古籍有一些记载可以证明周王朝有让公卿列士（也就是贵族官员和文人）献诗的制度。

《国语·周语》记载召公谏厉王语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语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悔，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

《国语·晋语六》载范文子语说：“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胪言于市，辨妖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

公卿列士献诗的主要目的是运用诗歌进行讽谏或赞颂，表达对政治的评价。《诗经》中的一些作品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内证。如：

王欲玉汝，是用大谏。（《大雅·民劳》）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小雅·节南山》）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巷伯》）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崧高》）

在《诗经》的《大雅》《小雅》《国风》中，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可能就是通过这个途径搜集而来的。

（二）采诗说

先秦古籍中并没有明确提出“采诗”的说法，但有一些与此相关的记载：

《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许慎《说文解字》：“丌（“迹”之误字），古之逎人以木铎记诗言。”

《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师旷语：“故《夏书》曰：‘逎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杜预注说：“逎人，行人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春秋左传注》）

汉代学者明确提出采诗说，认为周代是有采诗制度的。

《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狩）。岁二月东巡守……命太史陈诗以观民风。”

《孔丛子·巡狩篇》：“古者天子命史采诗谣，以观民风。”

班固《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窥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刘歆《与扬雄书》：“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逎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欲得其最目。”（《方言》）

以上各家的说法，在采诗的时间、人员、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说明汉代人可能是参照汉乐府的采诗制度作出的推测，其中一些细节可能出于想象，未必符合历史原貌，但采诗之制应该是存在的，否则在交通不便、语言互异、信息不畅的情况下，遍布黄河流域、长江及汉水流域广大地区的民间之诗就难以汇集王廷。进行采诗工作的当是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乐官。《小雅》《国风》中的许多诗便是靠乐官“采诗”汇集在一起的。

（三）删诗说

汉代学者除了认为《诗经》是采集而成外，还提出了“删诗”的说法，他们认为《诗经》是经过孔子删定而成的。此说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度。……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班固《汉书·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东汉王充《论衡·正说篇》：“《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五篇。”

删诗说影响很大，唐代陆德明，宋代欧阳修、王应麟、马端临、邵雍，清代顾炎武等皆据此发挥解说。

赞成孔子删诗说的主要论据有：

1.《史记》《汉书》是可信的史书，且去周未远，所记诸事不容怀疑。

2.当时的诗绝非仅仅305篇，《书》《传》所载许多逸诗即不见于今本《诗经》。故欧阳修《诗本义》认为有删诗的可能。

3.当时诸侯国有千余，绝非仅仅十三诸侯国及两地区才有诗，历代皆有诗，绝非《诗》之所载“六王”才有诗。

4.《论语·子罕》载孔子语：“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以上的理由也存在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逐渐引起后来学者的怀疑。首先产生怀疑的是唐代的孔颖达。宋代朱熹、叶适，清代崔述、朱彝尊、方玉润，近代魏源、梁启超等学者都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的论据有：

1.《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鲁国乐工为他演奏的十五《国风》的名称与编排顺序与今传的本子基本相同，说明当时被称为“周乐”的《诗经》已基本编集成册，并已流传到鲁国，但孔子那年才八岁。

2.《史记》说孔子删诗是在自卫返鲁之后，但据《论语》所载，孔子本人在此之前便不止一次地提到“《诗》三百”，说明在孔子之前《诗》三百就有了。

3.根据《论语》等书记载，孔子是严守“礼义”这个原则的，而且多次对郑、卫之音表示反感，要废黜这两种乐歌（孔子虽说是从音乐方面说的，然而不能排除思想内容这个因素），但《诗》三百中仍保存着郑、卫之风，说明《诗》不是孔子删成的。

4.各诸侯国君臣燕飨或使者相会时常常“赋诗言志”，所赋之诗绝大多数都出于今本《诗经》。“赋诗言志”之风在孔子之前早已流行，若没有通行的本子，诗何以能够成为表情达意的“恒言”？宾主双方又何以信手拈来，运用得如此娴熟得当？又何以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赋诗中心领神会呢？莫说当时地位并不尊显的个人，即便某一诸侯国的删定本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我们认为，说孔子未曾删诗，指的是孔子未曾将“古者《诗》三千余篇”删至今本的305篇。我们并不否认孔子对《诗经》的文字、方言、乐谱等所做的整理修订。《论语》中已有多次明确的记载，应该说孔子对《诗经》的完善、传播和保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说孔子未曾删诗，不是说当时未删过诗，也不是说600年间只有305篇诗，被称为礼乐之邦的鲁国绝不会在几百年间连一首风诗都没有。那么，究竟是谁删定的呢？《国语·鲁语下》记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左传》言鲁国乐工为吴公子季札演奏“周乐”，据此可以推知，用于祭祀和燕飨的诗可能是巫、史奉命而作，政治讽喻诗多是士大夫献的，风谣可能是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乐官采集的，而最后的删选编定者当是周王朝的乐官，故称之为“周乐”，正考父校商颂于“周之太师”。在当时要掌握全国各地那么多诗歌，只有周太师才有条件做到。

至今，孔子删诗说是《诗经》研究史上悬而未解的公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还会专门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