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与文本

前现代伊斯兰文明的地图学记载中，除了天文仪器，独立的地图制品均属例外。绝大多数现存的伊斯兰地图都是更庞大的稿本语境的组成部分。对学习伊斯兰地图表示方法的学生来说，这种文本环境的突出性带来了解读方面的问题。

从技术层面来看，地图湮没于文本之中，意味着文本研究的诸多困难也会加诸地图研究。很大一部分前现代伊斯兰文明的文本遗产，仍仅以稿本的形式保存于散落世界各地的、大量公共和私人的收藏之中。而许多这样的藏品只是部分或者并未得到充分编目。抄录的个人著作的数量低得令人失望，经过认真编辑出版的就少之又少了。对这些稿本做比较研究的学者，面临着诸如资料接触困难、正本和副本棘手难辨等严峻问题。学习地图的学生则面临更多的问题。因为地图可能出现在多种文本中，学生们往往很难揣测于何处寻觅。一旦找到了地图，又会涌现一系列关于其年代、出处和制图术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从未脱离过与研究相关文本类似的困境。

然而，在探究地图与文本的相互关系时，关键问题还在于地图制品的独立性。对前现代伊斯兰文明的地图做文史描述的关键，是要明确在多大程度上，地图能被视作一种具有明显社会功能的基本的人类交流形式。尽管如后续章节所研究的，伊斯兰地图的多样性扫清了关于这些地图在伊斯兰文化范围内交流效价的所有疑虑，但是，前现代伊斯兰社会是否存在具有文化特性的地图学传统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并引发了撰稿者们的不同回应。

对于文本中发现的地图制品，似乎可以确信，它们承载了从属于文本叙事主体的说教或说明功能。然而即便在这样的语境下，图形呈现仍有其自身立场，且不能通过文本理解予以搪塞。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伊斯兰地图学传统也拥有更为独立的类型，如天文仪器（特别是球仪和星盘）、海洋地图集和独立的世界地图，证明了在此文化圈内存在自主的地图学传统。因此，将文本与图像之间的关系视作一道光谱是有益的，这道光谱从图像从属于文本的一端延展至独立于文本控制的另一端。

地图与文本的关系也同地图的受众问题密切相关。文本环境占据主导，表明大多数伊斯兰地图都是直接面向文人的，即前现代伊斯兰社会的都市精英，只有他们会创作并使用书籍。基本上，地图不被且无意于被目不识丁的大众所使用。不带文本的地图制品的存在并不会让我们改变这一结论，因为这些地图也是由诸如天文学家、占星师、船长和政治统治者一类的精英群体为其自身使用而制作的。不过，我们鲜少能找到伊斯兰社会接受地图的确凿的历史证据，接下来的章节将尽可能地记录相关信息。

文本环境内外的地图制品，从本质上看，其相对“文化分量”的问题与图像在前现代伊斯兰文化中的整体地位相关。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后一主题，特别是在伊斯兰艺术史的研究中，争论会集中在伊斯兰教对生命体的艺术表现的允许度上。[4]毫无疑问的是，穆斯林先辈的确对艺术形成了这样一种态度，即将有生之物排除在符合教义的图像之外，此态度几乎对后来所有伊斯兰艺术传统产生了重要影响。具象艺术本身通常与伊斯兰文化背景下的地图并不相干，但在采取比较研究的视角时，应牢记其在伊斯兰文化范围内的状况，因为将伊斯兰地图与中世纪、文艺复兴乃至之后的欧洲地图并列时，前者普遍缺失装饰性标志的样貌或许会显得异常。

站在另一层面，人们可能会问，是否“拒绝某种图像……会一并带来关于视觉符号价值的相当大的不确定性”[5]。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在本卷直接讨论。研究伊斯兰地图学的历史学家对此并没有充分的把握，在学术初探的阶段，有必要克制有关前现代穆斯林普遍存在圣像仇视，或者对图形语言的使用有着深刻矛盾心理的先入之见。不过，明确的一点是，在研究伊斯兰地图学史时，需要考虑到伊斯兰文化的视觉图像态度这一更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