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生产的条件

纵观整个伊斯兰世界，我们所关注的是一种稿本文化。[6]印刷没有被给予高度重视，尽管中国发明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传入，甚至在伊历693年/公元1294年，大不里士（Tabriz）还有过短暂的纸币印刷尝试。[7]直到18世纪前，这些印刷技术并没有被传统的伊斯兰地图学所采用。在欧洲彻底改变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印刷机，在伊斯兰文化下发挥的影响却是滞后与暗淡的。

有记载说，一些大型地图被制作出来专供取悦各穆斯林统治者。[8]这些地图由各种材料制成，展示于宫廷之内以提升统治者的荣耀。这类地图的存世量应当很低，但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张残片留存下来。相反，大部分伊斯兰地图资料集，特别是奥斯曼帝国时期以前的，基本以地理学著作和史书的插图形式流传下来。我们今天研究的地图——尽管一些证据显示为宫廷外的独立工匠所制——要么被纳入皇家委托制作的文本之中，要么意在提供给其他身居高位者。因此，伊斯兰传统文化下的地图生产，按照现有证据来看，与带插图的稿本文本高度形式化的工艺密切关联。即使如此，伊斯兰地图的物理层面尚未像其他泥金装饰与绘画制品一样得到过深入、系统的研究。

伊斯兰图书工艺的精通者，包括书法家、画工、泥金画师、烫金工、边饰工、装订工和墨水颜料调制工等，所有人都在稿本生产阶段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地图工匠中往往也有如此细致的分工，他们通常为国家雇用人员，在宫廷内的画室工作。正如其他文本插图一样，地图通常绘于书吏留下的文本空白处。然后施色，填入地名，偶尔会烫金并添加整饰性的图廓。地图有可能仅构成工匠们工作的一小部分。对以黄铜和其他金属为工作对象的仪器工匠而言，地图制作和细密画艺术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他们制作的星盘，作为伊斯兰文化的艺术形式之一，融合了数学的精巧与样式的和谐之美，从而消弭了工匠和学者之间的隔阂。

显然，地图样式反映了伊斯兰社会的审美价值。书法，被认为直接与真主的言辞相关联，是伊斯兰社会最受推崇的艺术。决定了整个阿拉伯字库的几何结构和比例法则，同样也指导着图形呈现。事实上，泥金装饰的书名页、分节、页边和版本页的艺术均根源于文字装饰，并且，伊斯兰细密画画师的作品常常被描述为“书法艺术”，因为其让人联想到阿拉伯文字平滑、富有韵律的线条。[9]用现代地图设计的原则来评判伊斯兰地图的书法特质是错误的。例如，巴尔希（Balkhī）学派的地图，有人可能会批评其线条与细节过于简单和程式化，并且未能精确标示出地理位置。然而，正如对待西方中世纪的《世界地图》（mappaemundi）一样，应当针对这些地图的审美语境以及相关历史目的加以评判。巴尔希学派简单的几何风格具有惊人的原创性，并且毫无疑问能实现其预期的助记功能。

用正规书法给地图做注（通常以好几种语言），能更好地与地图细节本身行云流水的笔触风格相融合，这样的和谐往往会绵延至阿拉伯式花纹的图廓。用阿拉伯文书法写就的词语，可以任意拉伸或压缩，以填充它们所指的地区。罗马字母是不能在线条与字母之间达成如此的和谐的。这些问题，以及对伊斯兰地图其他不同寻常的风格方面的细查，有待于既对地图学有兴趣又拥有必要技术和语言技能的学者的关注。

纸张和羊皮纸都被用于绘制地图。造纸术是在约公元8世纪中叶从中国传入西亚的。从那时起，在诸如撒马尔罕（Samarkand）、巴格达和大马士革（Damascus）这样的工业中心，阿拉伯人垄断了西方的造纸术长达好几个世纪。[10]用于泥金装饰稿本的优质纸张价格昂贵，其销售也受到严格控制，尽管之后意大利人提供了较为廉价且更易获取的货源。地图的大小取决于稿本页面的大小。正常4开大小的稿本，一个跨页允许绘制的地图尺寸大约为80×40厘米。作为介质，羊皮纸受推崇的程度不如纸张，并且制作羊皮纸用的是哪种兽皮也很少被明确。此外，有记载提到过一幅银质的大型地图，以及另一幅公元9世纪“在未经漂白却染过色的杜拜吉（Dubayqī）布上对世界所做的描绘”，不过两者均未留存于世。

地图所用的颜料和墨水也遵循稿本泥金装饰的传统。工匠用苇笔（qalam）草绘插图，墨水由灯黑制成。独特的宝石般不透明的颜色出自矿物颜料，主要有深群青色（天青石）、朱红色（朱砂）、绿色（铜绿）、银色和金色。没有记载明确提及地图所用颜色超出过古典时期既已确立的常规，往往地图颜色的选择与稿本中其他插图的选色保持着一致。然而，在10世纪，穆卡达西（al-Muqaddasī）做了这样的规定，红色代表道路，黄色代表沙漠，绿色代表海洋，蓝色代表河流，褐色代表山脉。现存伊德里西（al-Idrīsī）《云游者的娱乐》（Nuzhat al-mushtāq）的副本（14世纪以来的），反映了对这些标准的整体遵循，但同时也在色彩选择方面显示出一定的独创性。伊斯兰地图上的地图记号设计也体现出类似的、糅杂了惯例与自主性的特征。在以后的时期，逐渐能感受到来自欧洲惯例的影响，例如，奥斯曼航海家的海图便清晰体现了从意大利海图借用来的标准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