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股利政策的公司治理动因

2.3.1　外部治理因素

Su（2004）基于代理和非对称信息的视角，采用政治成本方法研究发现，政治干预的程度、管理层利益侵占和制度控制影响公司财务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Ferris、Jayaramanb和Sabherwal（2009）选取20多 个国家的样本进行跨国检验发现，在法律体系较完备、对投资者保护较好的情况下，投资者会迫使管理者迎合并赋予支付股利的公司更高的价值，企图间接获得收益回报。此外，大陆法系企业没有出现迎合行为的原因可能包括管理者利用控制权进行私人消费，或对公司权益暂时性误定价进行回应的兴趣不足。熊德华和刘力（2007）发现，股利政策受国家相关政策的显著影响。于静（2012）指出，法治水平与大股东利益输送呈反向关系。

2.3.2　内部治理结构

Chen、Jian和Xu（2009）认为，所有权集中程度越高的公司越倾向支付更高的股利。在中国，股利并不单纯用于发放信号和分配自由现金流，而可能成为控制权股东进行利益转移的手段。Wei和Xiao（2009）也发现，现金股利水平与非公开流通股份呈显著正相关，而且这种关系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法人股东的现金股利偏好。股票股利水平与公开交易股份显著正相关。Lee和Xiao（2004）发现，国有占主导的中国公司更倾向支付现金股利，而不是认购配股权利。原红旗（1999，2001）分析了国有控股股东的代理问题，结果发现股权越集中，现金股利派发越明显，股利变成了控股股东转移利润的形式，这和国外的代理分析大相径庭。应展宇（2004）指出，股权分裂乃是中国“股利之谜”最大的成因。唐跃军等（2006）发现，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非流通股比例大小影响着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强度。王化成等（2007）发现，控股股东的性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程度、集团控制性质对现金股利的分配有明显的影响。邓建平等（2007）对改制的完整程度与股利支付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非完整改造公司对现金的控制力强，股利支付水平低。虽然陆正飞等（2010）、肖岷（2010）、孔东民和冯曦（2012）、魏志华等（2012）的研究均表 明公司治理在股利政策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行为金融学环境下，关注股利行为异象治理的研究仍不够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