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浙江省文物保护事业六十年概述

浙江历史悠久，“人文渊薮”，文物丰富。据考古资料证明，大约七千年前，杭嘉湖和宁绍平原已出现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春秋战国时，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鉴湖，灌田九千顷，制瓷技术达到了完全成熟的地步；铜镜工艺别开生面。吴王濞在德清目干乡采铜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国用富饶”。隋大业年间开通大运河，以杭州为迄点，促进了南北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到了唐代，规模较大的堰塘和防海塘建筑兴起，丝绸和瓷器名闻全国。五代吴越统治时期，“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雕版印刷和造塔技术雄居全国前列。南宋建都杭州。两宋时，杭州、明州、温州等地都是重要港口，与日本、朝鲜、印度、南洋和阿拉伯来往频繁。[11]一部浙江教育史，可上溯至东汉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时浙江上虞已设有书馆。而中国书画史到了明清以降，仅凭历代画史汇传中“浙派”领军人物的人数优势，便占了半壁江山。至于浙江的文人墨客，则恰如夏夜长空繁星闪烁：余姚王阳明、黄宗羲，仁和龚自珍，德清俞樾，瑞安孙贻让，余杭章炳麟，海宁王国维。

浙江的文物史迹总量，据20世纪90年代末的不完全统计，共发现古遗址或遗存850余处。古代陶瓷窑址2000余处，古建筑约8600座，古墓葬约1800座，石刻3400余处（块），其他文物史迹3000余处。其中已经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国家级19处，省级209处，县（市）级1434处。其中有的文物史迹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12]

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史前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以马家浜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最为重要。早在1959年，马家浜遗址的发掘即引起国内外考古学界的广泛重视。同年5月，新华社发布消息，并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要闻录》。1977年马家浜文化被最终命名，后分别载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及199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从而确定了它在世界史前文化考古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959年，良渚文化被正式命名，自此，“中国文明的曙光从良渚升起”。2013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将良渚文化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清单。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发现对中华文明史，乃至于人类文明史的起源研究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的古瓷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有重大进展。浙江是中国古代瓷器的重要产地。德清、海宁、海盐和武义等地都曾出土西周的原始瓷。萧山和绍兴也曾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原始瓷与几何形印纹硬陶共烧的窑址。东汉瓷窑址在上虞县首次发现后，慈溪、鄞县、永嘉等地也都有发现，从而打破了瓷器始自六朝的传统说法。东汉时期，浙江成熟青瓷的烧制，为我国赢得了“瓷器祖国”的光荣称号。从六朝至宋、元、明，浙江瓷业发达，著名的窑址有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龙泉窑和南宋官窑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省对古瓷窑窑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以越窑窑址及龙泉窑窑址为中心内容。唐代陆羽曾在《茶经》中盛赞越瓷的精美绝伦，同时代的陆龟蒙则以“千峰翠色”形容越瓷的魅力。龙泉窑历史悠久，早在宋元时期，其产品即远销亚、非、欧三大洲，被誉为“真世界最佳者”，是中国历史名窑之一。[13]

1961年4月和1963年3月，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核定公布了浙江省第一批和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100处。其中，宁波天一阁既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杭州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至今已有约一千七百年的历史，为杭州最早的名刹，也是中国佛教禅宗十大古刹之一。绍兴兰亭因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一篇《兰亭集序》而闻名于世，而绍兴禹陵则为中国东南久负盛名的胜迹之一。杭州孔庙南宋石经是由宋高宗赵构及皇后吴氏用楷书写成的，是全国现存众多石经中唯一由皇帝御笔亲书的石经，其珍贵略见一斑。宁波保国寺历史悠久，创于东汉，建于唐代，兴于北宋，现存大殿即为北宋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所重建，是江南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堪称“江南一绝”。杭州六和塔始建于北宋开宝三年（公元970年），是吴越国王钱弘淑舍园所造，后毁于兵火。现存的砖筑塔身，是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重建。六和塔外形雍容，气宇不凡。塔内第三级须弥座上雕刻有花卉、飞禽、走兽、飞仙等各式图案，刻画精细，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杰作。武义延福寺为江南仅存的三座元代木构建筑之一。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他的书中曾称赞说：“此斗拱全部形制特殊，多不合历来传统方式，实为罕见之孤例。”杭州凤凰寺是中国沿海地区伊斯兰教四大古寺之一，在阿拉伯国家中享有盛誉。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省在“百废待兴”之际，竭其所能，对浙江省境内的珍贵文物史迹进行维修保护，功在千秋万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社会历史等诸多原因，浙江省的一大批精美绝伦、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金石、书画、陶瓷、碑帖、织绣、玉器、木器等文物流散于社会，乃至海外，亟须国家予以妥善处置。在此情形下，由国家出面征集保护不失为一良策。如1952年国家文物局收购近代著名书画收藏名家庞元济书画即为一典型案例。[14]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省流散文物的收购以《富春山居图剩山卷》和“吴熙档案”的收购为最著名。《富春山居图》为元代著名画家黄公望的代表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明末传至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极为喜爱，临终欲焚之殉葬，被其侄子救出，然已烧成大、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称《无用师卷》，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称《剩山图》，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吴熙，清道光年间浙江钱塘人，曾任苏松太道兼江苏布政使等职。以吴熙命名的“吴熙档案”总量达10万余件，是新中国成立后有关太平天国史料最多、最重要的发现。内容包括大量奏折照会、名人函牍、记事、探报、海关厘金、军饷账册等，涉及清政府及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外交各方面，极具史料价值。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省对珍贵流散文物的征集保护足以证明国家对流失在民间，乃至域外的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珍视。

自1950年起，浙江省以邵裴子、沙孟海、朱家济及陈训慈为代表的一批在书画、篆刻、鉴赏及收藏方面极具才能的专家学者组织成立浙江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浙江省文管会”），积极参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物的“抢救性保护”和常规性管理，“宿命所归，终身为之”。无论是宁波天一阁、杭州灵隐寺、绍兴兰亭、禹陵等著名文物史迹的保护，还是《富春山居图剩山卷》、“吴熙档案”等国宝级文物的征购，以及无数繁杂事务的处理，都是他们辛勤工作的成果。

然而，自1957年至1960年，随着全国性整风反右运动以及“大跃进”运动的相继展开，浙江省的文物保护事业遭遇重大挫折。“过去几年浙江文物界的反党分子给浙江文物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省文管会和各级地方文物组织的反党分子，他们利用领导地位，抗拒执行党的文物政策、方针和路线，一贯坚持颂古非今，玩赏古董的资产阶级文物路线，在鸣放期间，揭发出一部分人与右派头目宋云彬[15]狼狈为奸，借龙泉拆塔案[16]向党进攻，文管会成了他们反党的一个据点。但是这一小撮反党分子的罪恶阴谋，只不过是‘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通过整风，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把这个反党据点彻底摧垮了。”[17]不仅如此，自“1958年以来，我们在文物工作方向上，经历了革命的、根本的变化。我们努力地用文物的形式，为党的每个时期的政治中心服务，紧密地配合工农业生产建设。”总之，“1958年以来，本省文物工作是大跃进的。这是总路线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8]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浙江省的文物保护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具体表现为：截至2009年，浙江省已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2处，居全国第5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23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762处。杭州、绍兴、宁波、临海、衢州、金华6座城市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浙江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总数达到19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1座，省级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区）78个。截至2009年，浙江省对湖州飞英塔、杭州六和塔、瑞安孙贻让故居、绍兴鲁迅故居（老台门）、兰溪长乐大宗祠、东阳卢宅（一、二期）、宁波天一阁、杭州文澜阁等百余处重要文物保护单位予以抢救维修。尤其自21世纪以来，浙江省进一步落实文物保护的各项法令法规，加大对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力度，仅2007年浙江省实施的文物维修项目就达171个，居全国第1位，共投入资金近1.68亿元。截至2009年，经过浙江省考古工作者60年的艰苦探索，浙江省的河姆渡遗址、良渚遗址、龙泉青瓷窑址被评为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新发现；反山墓地、瑶山祭坛被评为“七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浙江省的文物收藏家们受国家文物保护政策感召，出于爱国热忱，慷慨向国家捐献珍贵文物。马叙伦、马一浮、邵裴子、凌励生、童心安、钱镜塘、沈曾植后代沈慈沪、陆心源后代陆思安、明代学者祝淇、祝渊的后裔祝氏家族、黄宾虹子女等一大批社会著名人士、收藏家及其后裔，先后捐献了石器、瓷器及图书碑帖、史料笺札等各类文物26300余件，从而大大充实了浙江博物馆的馆藏资源。此类事迹，不胜枚举。

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浙江省以杭州西湖、大运河（浙江段）等项目为引导，整体而重点地推进我省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2011年，杭州西湖“申遗”成功，2014年，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昭示着浙江省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进入一个更高境界。[19]追本溯源，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省对文物的保护为几十年后的伟大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文物保护史有极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需要认真总结。以浙江省为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文物保护历史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更好地保护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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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4124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364页。

[3] 中国文物研究所编：《中国文物研究所七十年》（1935—2005年），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208页。

[4] 参见《文物保护与研究的历史发展概况》，2007年5月15日，网址：www.chcoin.com。

[5] 参见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编《新中国文物法规选编》，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6] 以上内容根据国家文物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1949—1999）（上），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所载资料编写。

[7] 朱永安、续鸿明：《故宫书画的“藏”与“展”》，《中国文化报》2012年3月20日第9版。

[8] 刘建美：《1949—1956年中国流散文物的保护》，《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2期。

[9] 郑振铎：《一年来的文物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第1卷第10期。

[10] 郑振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地下文物的意义与作用》，《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

[11] 王士伦：《三十五年来浙江文物考古事业的回顾》，《浙江学刊》1984年第6期。

[12] 李荫森主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

[13] 朱伯谦：《揽翠集——朱伯谦陶瓷考古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192页。

[14] 《关于收购古书画事代文化部拟稿》，国家文物局编：《郑振铎文博文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15] 宋云彬（1897—1979），浙江海宁人。著名文史学者、杂文家，民主人士。1952年任浙江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

[16] 龙泉拆塔案，即1956年龙泉县拆毁三座古塔事件。详情参见本书第三章内容。

[17] 浙江省文管会邵裴子代表的发言，1959年，浙江省博物馆馆藏资料。

[18] 《浙江省文物工作成就及几点体会》，浙江省文管会代表在中央文博会议上的发言，1960年3月。浙江省博物馆馆藏资料。

[19] 参见浙江省文物局《浙江文物事业六十年》，2009年9月22日，浙江文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