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缘由：日本新华侨华人

随着近年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拥有跨域经验者日益增加，人们认知国族和认知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本研究的对象本身就是“跨”出来的，是在跨文化语境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对它的研究方法也是“跨”出来的，跨文化，跨学科，“跨”在中日文学之间，抓其“接点”，直逼现代性的海外华侨叙事。

杨春时教授在2017年5月于东京召开的“早稻田—厦门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集的后记中指出[4]：

可以说，这次学术研讨会是中日学术交流的一次重要的事件，它对于创造中日学术“共同知”[5]，进而建立东方学术共同体的目标具有积极意义。

中日两国的交往，如果不算徐福东渡的传说，从汉代就已经开始了；至于唐宋蔚为大观；直到明清，不绝如缕。在文化和学术交流方面，儒学特别是朱子学、佛教特别是禅宗的东传，对日本文化学术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又成为中国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桥梁，中国的现代学术的历程也由是开始。清末民初形成了中日文化、学术交流的一个高峰时期，后被二战和冷战打断。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日文化、学术交流日趋繁盛，不断发展，正在形成一个新的高峰。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我们面临着如何扩展和深化学术交流，建立东方学术共同体的历史课题。

当前，中国已经走出了闭关锁国的历史，不可逆转地融入了现代世界。中国的学术也消除了与世界学术的隔离，缩短了差距，基本上完成了学术的现代转型。但是，无可讳言，中国学术仍然没有走出西方体系的藩篱，甚至在许多领域还基本上属于传播学的范围。这就是说，中国仍然还在讲述西方的学术话语，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的学术体系。如何走出传播学的范围而创造自己的学术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学人的使命。

本课题以敏锐的问题意识，直面中日共同的现代性问题，特别是华侨叙事问题，追求独到学术价值。它选取当代日本新华侨华人这批“跨文化的娇儿”作为研究对象，立意新颖，所谓“新”，不但新在是前人尚未系统研究过的新对象，而且新在这新对象本身就是中国新时期“跨”的产物。研究它可以突破中日之间固有的政治纠葛，创造自己的学术体系。

2015年，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长陈瑞琳，曾以中国之大气加美国之霸气，发表了《世界华文文学的新格局》[6]一文，却只字不提日本华文。文曰：“进入二十一世纪，华文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开花结果，其交流震荡之中，不断产生新的格局和流派，为源远流长的汉语文学贡献了前所未有的新质素，并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股新力量。其成就突出地体现在欧美华文作家身上，表现特征是文化视点的改变。”遗憾的是当这种视点遍扫全球时，偏偏不见一点日本华文作家的身影。且不论这种忽略是有意或无意，显然这刺激或曰激发了我，我宁愿认为她是有意留下这一空白让后来者补充。

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论世界华文文学新格局岂能忽视日本华文？

但是，问题在于“日本的华人文学研究始终遭到了完全的忽略”。[7]针对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研究的薄弱现状，陈红妹在《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标准选择和资料搜集刍议》中说：“目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资料问题已经严重限制了该学科的深入展开。”[8]与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研究相比，美华文学研究、东南亚尤其是马华、新华文学研究已经获得巨大的推进，日本华文文学研究备受冷落的局面，显然不能再持续下去。

的确，与海外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研究相比，日本华文文学研究目前整体上不成熟，甚至还处于一个等待被开垦的阶段。这种现象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首先是文学史的撰写方面。就目前所见的海外华文文学史来说，多数文学史将论述的对象放在了东南亚及美华、澳华、欧华文学上。相对来说，日本华文文学在其中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有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对日本华文文学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如：潘亚敏主编《海外华文文学现状》只是在“日本华文文学概况”一节中提及了四个作家：徐新民、张良泽、蒋濮、小草。公仲主编《世界华文文学概要》[9]中主要提及了徐新民、张良泽、陈舜臣，重点介绍并描述了蒋濮的系列创作。陈贤茂等著《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10]在日本华文文学部分只重点撰写了作家“蒋濮”，并将其作为独立的一章展开描述，这与其他章所列作家的丰富性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从而让这部文学史在编排体例上显得极为突兀。而在这位学者主编的另一套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史》[11]“第2卷”中重点介绍了蒋濮和黑孩，在“第3卷”中，只在“新移民文学”一章中提到了个别日本华文作家及作品，但是并没有对其展开系统的分析和介绍。饶芃子、杨匡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12]较为详细地谈及了日本华文当代文学发展过程及其取得的成就，但是依然还有许多重要的日本华文文学作家及其成就并没有被纳入撰写者的观察范畴，更遑论深入的论述。因此，一方面是日本华文文学在20世纪后半叶尤其是1990年之后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是文学史对其书写的相对欠缺，这必然造成日本华文文学文献知识供给和日本华文文学发展本身的极不相称。

其次，就研究论文和研究仅在专著来说，日本华文文学研究专著目前还是空缺。从中国期刊网上搜罗出来的（1989—2014年）一共15篇，会议文章2篇。研究上的如此滞后不得不令人遗憾。江少川、朱文斌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13]，只在第四编“新移民文学的界说及其他”内容中以一句话提及了日本华文文学的三个作家的名字，蒋濮、田原、林祁，其他地方再无谈及此话题，更没有将日本华文文学以章节的内容呈现在该教程中。

再次，从日本华文文学的传播接受上来说也并不乐观。与美国华文文学和东南亚文学相比，日本华文文学影响度和关注度都处于边缘状态。而就日本华文文学的发展事实来讲，其作品是十分丰富的（见附录年表，从纪实小说到侦探小说，从乡愁诗歌到闲适性小品文、文化随笔，已经形成一个较为丰富的创作库。但是尚有不少日本华文作家的作品没有在国内出版或没有被发掘出来。比如2008年获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文学奖的作家杨逸的相关华文作品，目前在国内还不曾出版。同时，根据调查，很多人对日本华文文学作品不熟悉。这从影响和接受角度表明日本华文文学在传播上呈现出的弱势现状，其作品不被受众了解，对其的研究的滞后和空白似乎理所当然。反观现代文学史中“在日中国华文文学”的研究成就却远远比当代的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日本华文作家背后有一个重要的支撑——母国文化地位的不断上升。有不少日本华文作家的作品，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或者在出版社出版的。而这个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十年，1990年以后的中国加快了开放的步伐，随着80年代祖国内地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的发展，逐渐形成的一个较为神圣的文化场域和文学舞台不得不开始再次面临市场竞争的考验。中国对外交流的加深和中国国际形象的不断好转也成为日本华文作家写作的一种背景。虽然不少日本华文作家身在东瀛，却也在和故乡亲人的联络中能够感知到中国的进步和变化，不少作家就在作品中表现浓厚的故国情怀和民族立场，可以说，母国——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是日本华文作家一种无法割舍的记忆。

反观中国，中国的现代实践有许多值得检讨的空间。现代以消灭传统为方法、为途径，“我们”到底是谁，要走向何方？在日本体验、历史反思、现代性检讨的多重视野观照下，日本华文作家笔下的记忆书写就不再只是乡愁的衍生品，更是确认自我身份的必须，一种中国式现代性的治疗方案。著名学者李欧梵指出：身处异国，常常要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是寻根，一种是归化。但他认为这不再是一种两难的选择，“我的边缘性是双重的”。在双重边缘性之间，在文化的寻根与归化之间，在风骨与物哀之间，日本新华侨华人作家的日本体验及其现代性书写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我们看到，在20世纪初与世纪末，中国人有过两次留日热潮。

20世纪初的秋瑾、鲁迅、萧红、郭沫若们，在寻求民族解放的大革命中留下灿烂的诗文。“我以我血荐轩辕。”那是充满激情的岁月，那是一个英雄的时代。一代青年抛头颅，洒热血，因为追求所以痛苦、所以彷徨。而世纪末的留日学生们，得益于“改革开放”走出国门，追求中国的富强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虽然也有痛苦与追求，所谓“生存的逃亡”，却身处不见刀光剑影的和平年代；虽然20世纪中国人追求自由与民主的时代主题并不曾改变，却增加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副题”，毕竟这是个趋向日常生活的非英雄的时代。面对这样的时代，文学失去其诗情澎湃，文学成了奢侈品了吗？尤其是面对一个高度发展的现代国家，陷入他国语言圈的华文，又何以生存与发展呢？华文在海外“彷徨”，尤其在日本。

由于中日间特殊的历史原因与现实问题，造成了在日中国人特殊的境况。80年代至今，我们也上承鲁迅们的彷徨，彷徨至今。

日本华文作家带着“乡愁”走进日本，从“抗日”到“知日”，开始了对异乡的语言及至文化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心路历程，大凡可以从大量的诗文作品中读到。这些双乡写作的双语诗人，其意义并不仅是华文文学在海外的拓展，而是中国新诗自身在海外的深入或者叫“生长”。更有意义的是，由于这些诗文成长在日本，在这块让中国人情感极其纠结，让中国诗人的痛永远新鲜的地方，使其创作具有独特的异质审美价值。

从历史上来看，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而且有着较为长久的文化交流的事实。在近现代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与在日中国学生的日本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以周氏兄弟、郭沫若、郁达夫、陈独秀、成仿吾、夏衍、穆木天、丰子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干将，正是在日本开启了他们思考中国现代性的征途，进而以文艺作为开辟中国现代公共空间的工具。

郭沫若在《桌子跳舞》中曾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的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两派的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从发生到演变，再到成熟，皆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日本经验，有着必然关联的现象，早已被文学史书写并被很多研究者关注，他们在这方面已有不少成果，如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靳明全《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对创造社作家的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创造社同人艺术探索对日本戏剧的观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刘静《中国现代诗坛的日本因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

日本当代华文文学作为在五四启蒙基础上的一个延续，却一直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和关注，这显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曹惠民说：“对于相沿成习的以纵向的、线性的、时间观为基石的文学史书写，横向的、立体的、空间观的考察角度，在当下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具有特别迫切的意义。”[14]依照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因日本华文文学研究一环的薄弱在空间视域下呈现出的缺口情景。显然这种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

事实上，继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出国留学的大潮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中国在海外技术、资本、人才等方面的投资力度在不断地加大，包括日本在内的中国新移民数量逐年呈上升趋势，在日本华文人华侨的数量出现了激增的势头。

据学者廖赤阳统计：“在1990—2005年的16年里，加入日本国籍的人数高达58879人，这些年以后加入日本国籍的人几乎都是经过留学阶段，也就是以留学生的身份进入日本的。”之后，大批的华人文学以留学生题材为主潮，开始书写东瀛和故乡中国，打破中日两国文学一段时间相对隔绝与沉寂的局面，再次连接起自五四中国留日知识分子开创的“日本体验”文学传统。中国留学生的大量融入一方面充实了日本华人华侨队伍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在华人知识结构和人文素养层面上进行了更新。截至21世纪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三十年间的日本华文文学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统计，日本华文文学作家队伍来源构成，既有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也有内地的新移民，从身份上说，既有加入日本国籍的华裔，也有不少长期旅居者，更有短期的留学生或访问学者，当然还有不少在日求职者。这使原有的日本华人华侨相对单一的结构分布局势产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作家中，既有新“知日派”[15]作家李长声、姜建强、张石、万景路、李兆忠、刘迪、毛丹青、刘梓，也有散文家张石、燕子、林惠子、王敏、叶青，既有诗人田原、祁放、林祁、春野，也有纪实文学作家林祁、曾樾、李惠薪、刘德有、樊祥达、刘东、董炳月等。而桃子、葛笑政、郑芸、蒋濮、小草、廖赤阳、吴民民、华纯、黑孩等作家也为日本华文文学贡献了不少的佳作。

近几年来，在日本华文期刊数目也在逐渐增多，《荒岛》《侨报》《留学生新闻》《中文导报》《日本新华侨报》等华文报刊和《蓝》双语杂志等为日本华人的华文创作提供了平台。